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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诗界，继北岛为首的“朦胧诗”一代诗人之后，哪一类诗人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比较认同的回答：“1960年代出生诗人”。参加本届诗会的53位诗人，除“主将”林莽、严力、宋琳等之外，超过大半生于六十年代，野夫、潘洗尘、树才、莫非、雷平阳、庞培、海男、黄梵、潘维、沈苇、马铃薯兄弟、桑克、李亚伟、臧棣、蓝蓝、严艾琳、车前子、陈东东、默默、路也、西渡、古马、李森、李少君、敬文东、沉河、从容、赵野……真真是一串长长的名单，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对这一代诗人，刚编选出版《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人诗选》（上、中、下卷）的潘洗尘、树才如是评价：“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凭着艰苦而耐心的长期探索，既承接了“朦胧诗”一代所开创的道路，又勇敢地把写作的重心拽回到各自的“语言个性”上来。正是他们，把诗的命运托付给了“个体生命”与“母语活力”的奇异相遇。而编选此套诗选的初衷，正是想要“通过作品向世界言明：汉诗写作的最新进展，不再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对抗性表达，而是对‘语言潜能’的创造性妙用”。 撇开这些良愿，我看到的这批“60后”诗人确也性情各异，兴趣驳杂，涉猎广泛，身处圈子却又讨厌圈子。写诗，是他们活着的念想和信仰。但写诗不是他们的唯一，他们和艺术心气相通，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画家、导演、编剧、音乐人、摄影师、翻译家、博物学者。他们因此更愿意尝试和打通，拥有敏锐的直觉和丰盈的才智。他们当然也更洞悉时间和生命的念念相续，因为常常行游各地，他们似乎本能地更乐意去呼应天地自然，他们敬畏生命、身怀绝技、古道热肠、纯真未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复杂而多面的。诗人们也莫不如是，但我相信瞬间的直觉。总有那么一刻，他们在激情唱酬之后，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独自疗伤。这是诗人的宿命。 这么说，到底还是虚妄，举个例子，诗人莫非，生于饥荒的1960年，在举国贫困的年代，童年不得不从北京随家人搬迁到山西的“穷山沟”，在农村一待数十年。他的经历大抵也是生于六十年代前半期诗人们的写照。父母政治上平反后，莫非得以重回北京，被安置在园林局工作。他热爱写诗，更热衷植物的微距摄影，摄影对他来说“未必就不是诗”。女诗人海男、蓝蓝、路也，比之男诗人，她们似乎注定要为诗歌付出更多。一如海男在微信里的独语：“黑夜、书卷，再加上忧伤……这些东西已足够消磨我的光阴。窗外街道上的轮轴摩擦着泥淖地面，我的心沉下去，再无法回到水面。我感知到了一场无可名状的渊薮……生活，永远抵达的目标和梦想，只是为了完全摧毁自己的另一个乌托邦世界！” 诗会期间，也插空去了诗人潘洗尘、宋琳、树才、莫非等在大理山水间的家。山水间既是一个社区，也是文化和精神的象征。这个植物丰沛、视野朗阔、空气清新、面朝洱海、春暖花开的大社区，吸纳了很多艺术家在此安居或频繁往来。如画家叶永青、岳敏君，导演张杨，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历史学者张锡禄，先锋实验音乐家欢庆，民谣歌手周云蓬等等。可能你随意擦肩的一个人，就是一位才智非凡的文化人，这在大理和大理的山水间很是寻常。而因为有潘洗尘安居在先，陆续有七八位诗人选择在这里买房。他们或安营扎寨，或像候鸟一样生活几个月，无论哪种方式，都离不开诗歌的聚会，潘洗尘家就成了聚会的大本营。 潘洗尘的日常，除了种花、读书、写诗和兼顾一个专卖诗集的读诗吧，更多时间都花在“读诗”上———他创办并主编的《读诗》、《译诗》、《评诗》以及《诗歌EMS》周刊等多种和诗有关的刊物。他自称是中国最职业的诗歌编辑，没有人可以跟他叫板。事实上也确乎如是，他主编或挂名主编的诗歌刊物，最多时有七种，其中四种自创的刊物就不必说了，仅官办的《星星》诗歌理论月刊，他就以一己之力整整编了6年。可见他每天的阅读量有多大。而特别叫朋友们感佩的是，他常常自己出钱来做诗歌推广和诗歌年会。做得最持久的就是“天问诗歌节”，已连续办了八届。自己出钱发起一个活动，把那么多的诗友们请来，请来了还不是吃喝玩乐，而是要“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若是没有对诗歌纯粹的爱、没有对诗的念想和信仰，恐怕再坚强的汉子也坚持不下去吧！ 行前最后一天，我请诗人严力、宋琳、潘维题词，三位诗人寄语本报的话，恰似一个注脚，不谋而合地印证了我对中国当下诗和诗人的期待—— 严力的题词：“行为写正了/用诗去抄写它/诗写好了/用行为去抄写/这是两种个人文明的/‘出版’过程”；宋琳的题词：“诗歌文明需要心灵的呵护，也需要自由的保障。”；潘维的题词：“用高于生活的文化去建设社会时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