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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中期奎章阁的设立对元代诗学品格形成的先导作用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丛刊》2013年 郭鹏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郭鹏,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
    元代中期,尤其是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之后,元代诗坛因大量科举出身的文士介入,渐渐兴盛,并形成有元一代的诗歌品格。在京师大都,各地士人聚集,以翰林、集贤两院为依托,加之天历二年(1329年)成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一时人文荟萃,诗人众多,展开了频繁的群体性诗学活动,使得北方金季诗风,南方宋末余习得以改变,并因西北少数民族诗人的加入,终于融合汇通,形成了元代诗文的基本风貌。可以说,元代中期京师诗坛以其群体性诗学活动实现了诗风的融汇,在消长中荡涤了原先的地域隔阂,在新的大一统时代背景下,形成了可以代表元代诗文基本风貌的诗文创作与文学理论。我们此处就此问题进行分析。
    元代中期京师诗坛的繁盛一方面与恢复科举有关,一方面与元文宗的推毂倡导有极大关系。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1304-1332),是元武宗次子,元明宗弟。天历元年(1328年)即帝位,至顺三年(1332年)卒。在五年的皇帝位置上,他信任文士,优游于艺文之间,品画论诗,与虞集、柯九思、揭傒斯过从密切。他很有文艺素养,其文艺水平在元代帝王中是最突出的一个。天历二年(1329年),在虞集、柯九思,还有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文帝为其侄子)的倡导下,设立奎章阁学士院,集中了一大批各族文士,成了诗人们聚会交流,展开诗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奎章阁学士院与集贤院、翰林国史院的学者诗人们在京师大都的公务之暇,广泛交流,频繁地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使延至此时的宋季、金季诗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合成为大一统时期元代文学品格。在这个过程中,元文宗和西北少数民族诗人们为主导者,虞、杨、范、揭四大家为核心力量,而黄溍、柳贯、欧阳玄等人为中坚,全面地构建了有元一代之文学风貌。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文学活动形式便是京师诗人群体以及他们开展的相关群体性文学活动。
    
    元代京师文坛兴盛应追溯至较早入京的一些文士,赵孟頫至元间入京,而袁桷、虞集等进入京师便充实了京师文坛的实力。其实早在元初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京师任职于翰林、集贤两院的文士就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群体性文学活动,即“雪堂雅集”。“雪堂”是大都天庆寺僧释普仁的居室,当时文士们常聚会于此。关于至元二十四年的雅集活动,姚燧《跋雪堂雅集后》(《牧庵集》卷三十一)有详细记述。此次雅集还编有诗集(即《雪堂雅集》),收有二十七人的诗作,可知其规模。这些人在姚燧此文中都予以罗列。参加者中有十四人任职于翰林、集贤两院。①
    这次与会者大多文名不显,除赵孟頫、王恽等人外,在元诗中的地位亦不高,但该次雅集实质上揭开了南北文风融合的序幕,也显出馆阁文人在公务余暇的文学活动在元代开始活跃起来,而这也正是促使元中期文学融合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除集贤院外,元代翰林国史院亦为人才荟萃之所。元仁宗调整翰林院,将国史院职能与其合并,吸纳文人,招揽文学之士。除赵孟頫外,还聚集了程文海、李孟、刘敏中、贯云石、陈俨、畅师文、元明善、张养浩、蒲道源等文士。杨载亦于皇庆初年(1312年、1313年)出任翰林国史院编修。而略早于杨载,范梈亦以荐任翰林院编修。虞集、揭傒斯此时已在京师,他们相知甚深,过从密切,均具有极高诗文素养,齐名于当时,成了京师文坛的象征和创作的标杆。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各地士子由此进入京师文坛的就更多了。马祖常、欧阳玄、黄溍、许有壬、周权等由科举人仕者纷纷聚集。京师文坛规模持续壮大,酝酿着更大规模的迸发。虽然杨载与袁桷在奎章阁建立前已谢世(杨卒于至治三年,即1323年;袁卒于泰定四年,即1327年)。但奎章阁的建立,促使文人以诗艺交流竞秀,争妍斗奇,成为元代诗文品格与一代文学品格成形、完成的最重要因由。②
    元文宗登基后,于天历二年(1329年)开设奎章阁。其动因除了文宗本人的志趣好尚之外,应与虞集有很大关系,虞集有《奏开奎章阁疏》,其云:
    “臣某等言,特奉圣恩,肇开书阁,将释万机而就佚,游六艺以无为。此独断于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并备阁职,感兹荣幸,辄布愚忱:钦惟皇帝陛下,以聪明不世出之资,行古今所难能之事,以言乎涉历,则衡虑困心,艰劳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则拨乱反正,文治之业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谦逊有光于尧舜,优游方拟于羲皇。集群玉于道山,植众芳于灵囿,委怀淡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传闻,孰比于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学愧前修,虽既竭于论思,惧无堪于裨补。然敢不咏歌雅颂,极襄赞之形容;探赜图书,玩盈虚之往来。冀心神之融会,成德性之纯熙。揆微志而匪能,诚至愿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刍荛,臣某等不胜惓惓之至。”③
    虞集此疏,实是顺应文宗的意思,以组建一个艺文机构来振兴朝章典仪。其实奎章阁除皇帝本人常流连其间品评书画、谈论文艺外,还具有一定的文化政策决策机构及相关议事机构的性质。文宗在位时,这里是人才云集,活动丰富的黄金时期。文帝去世,奎章阁因受其他机构侧目,也因权臣伯颜兼领,其文艺性因素衰减。加之虞集病归,柯九思离去,奎章阁亦只保留了机构,其阁员总体实力下降。元顺帝至元六年、至正元年(1340年、1341年)奎章阁改为宣文阁。此机构又活跃起来,成员间的群体性活动又频繁起来。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等成为骨干,加之纂修辽、金、宋三史的重要文化活动多由其成员参与,在职事余暇的有关创作、批评也颇具有成就。④
    奎章阁除艺文活动之外,因文帝喜与文士交往,又好流连其中,作为国家大政的决策者,在奎章阁展开活动的过程中,也带有了政治咨询与决策机构的性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奎章政要》有云:“文宗之御奎章阁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宠眷者则稍疏。因潜著一书曰《奎章政要》以进,二人不知也。万几之暇,每赐披览。”⑤如果说揭傒斯《奎章政要》为私撰,并非奎章阁本身职能所在,那么至顺二年(1331年)以奎章阁学士为依托纂修《经世大典》,则可以说明奎章阁实际具备了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性质。⑥奎章阁(含后来的宣文阁)是民族融合在文艺领域内的中枢机构与典范。
    从成员民族属性角度讲,京师文坛实是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并形成元代文化品格的中枢策动机构,翰林、集贤不必细论,以奎章阁为例来看,这个京师文坛的核心枢纽实是含有各民族文人的文化艺苑,也是元代诗学的核心力量与动力引擎。
    任职于奎章阁的蒙古族人,如燕铁木儿、伯颜(兼领奎章阁大学士)、桑哥失里(宣文阁大学士)以及阿莱、撒迪、泰不华等。色目文人,如大学士尔都鲁都儿迷失、达识帖木儿、赵士延、康里巙巙、沙剌班等。汉族文人,如虞集、柯九思、揭傒斯、苏天爵、尚师简、李泂、欧阳玄、许有壬、贡师泰、归旸等。大都是在元代诗坛中卓有成绩的诗人。在奎章阁中,各族诗人共同开展文化艺术工作,品评诗歌,论画谈文,又借助同僚之谊,积极展开群体性文学活动,切切偲偲,砥砺才艺,依托京师这个人文荟萃的诗国沃土,高屋建瓴地影响、辐射了整个元代诗坛,并在创作与诗学理论上树立风标,使元诗形成一代规制,影响巨大而深远,是我们论及京师诗坛时应特别予以关注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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