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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中期奎章阁的设立对元代诗学品格形成的先导作用(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丛刊》2013年 郭鹏 参加讨论

    注释:
    ①参见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②杨镰先生说:“奎章阁的建立,使馆阁诗人有了新的园地,而揭傒斯、虞集与其他在奎章阁任职的诗人许有壬、宋本、李洞、康里巙巙、雅琥、柯九思、斡玉伦徒、周伯琦、甘立、王沂、王守诚、吴元德等等,成为当时京师以至全国影响最大的诗人群体。”杨镰:《元诗史》,第481页。
    ③虞集之疏见其《道园学古录》卷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在元代文学上,虞集地位极高,其诗与杨载、范梈、揭傒斯齐名,号称四大家。其文与柳贯、黄溍、揭傒斯齐名。他结交广泛,与吴澄为师友,与欧阳玄、陈旅相契,对元代文人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他的诗学宗尚,也通过其影响力扩展开去,波澜腾涌,在元诗改变宋金余习,形成一代诗风的过程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关于虞集对奎章阁建立的作用,姜一涵认为虞集是“奎章阁的规划者”,并说:“奎章阁之建制实力赖之,一时云龙契合,君臣水乳,遂成一代伟业。”见其《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湾联经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7页。
    ④姜一涵在其《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一书中详细考察分析奎章阁及宣文阁和其后于至正九年(1349年)所改成的端本堂的历史文化作用,可以参考。在论述宣文阁时,他指出:“自至元六年(1340年)年十一月改宣文阁,以迄至正九年(1349年),这十年间,宣文阁的表现,尤其是对历史文化的贡献,不但不亚于奎章阁那十二年的时间,或且远过之,尤其是修三史等事,最值得称述。”(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52页)从1329年成立到1349年改为端本堂,无论名称为奎章阁或是宣文阁,其机构性质、内容没有改变,尤其是作为文人群体活动的平台这个意义没有改变,故而本文论述奎章阁文人群体性诗学活动时,其含义包括宣文阁文人。
    ⑤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1页。
    ⑥奎章阁对元代文化艺术的贡献及一时文物礼制之盛,可与历代馆阁文化机构的贡献相仿佛。如宋之宣和殿、清之文渊阁等。(姜一涵引朱偰观点,见《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32页)
    ⑦姜一涵认为,举办于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甲寅京师城南的天庆寺雅会是促使奎章阁建立的因由之一。至元间,天庆寺之“雪堂雅集”实质上标志了京师文人开始活跃,而此次艺文聚会则预示着京师文坛走向繁盛。关于此次雅会,其核心人物是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袁桷所作之《鲁国大长公主图书记》有记载,鲁国大长公主与在京师的诸多文人都有交往。在袁桷、柳贯、朱德润、虞集、柯九思、黄溍等人的文集中多有涉及鲁国大长公主者,可知她在京师文人中的影响力。关于鲁国大长公主对奎章阁建立所起的作用,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一书认为她是“元宫廷艺术的播种者”(详见《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一章第二节)。
    ⑧《道园学古录》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⑨《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⑩虞集《送达布哈兼善赴御史诗序》(《道园学古录》卷六)提到达布哈兼善以进士第一人事文宗于奎章阁,又出仕南台御史职。“诸贤赋诗赠之”这里之“诸贤”亦为在京师之同僚,奎章阁僚属应亦包含在内。在此序中,虞集以东南水旱频仍为一时之急,对达布哈兼善提出期望。可以由此推测,在奎章阁僚属中此类急民之需、急君之命的士大夫任事之氛围与相应的文学气氛是较为浓厚的。
    (11)(17)《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12)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有云:“元代中央组织至文宗犹未制度化,奎章阁为新设机构,在中央与翰林院、集贤院处于同等地位。不但参与议事,并负责编修经世大典,教育王室子弟,显然剥夺了翰林、集贤等院之职责,且其主事者之官阶于半年内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其最不能为其他侍臣所忍受者,为文宗每日留连奎章阁中,使近臣不得接近之机会。至奎章阁便成了众矢之的。”(《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31页)
    (13)(15)(16)(18)马祖常:《恭赞御书奎章阁记》,《全元文》第32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
    (14)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43、1301、1308、2422页。
    (19)今张雨《句曲外史集》之补遗卷中有张雨所作《奉留揭学士》,亦以“阁老”称在奎章阁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揭傒斯,可知揭傒斯奎章阁任职的影响。张雨集中与当时馆阁文人,名公巨卿往来作品颇多,反映了诗人在当时诗坛贯穿与流播的作用。
    (20)欧阳玄《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中有云:“皇元一天下三十余年,虞雍公赫然以文鸣于朝著之间,天下之士翕然谓公之文,当代之巨擘也。”(《圭斋文集》卷九)黄溍《道园遗稿序》中有云:“国朝一代文章家莫盛于阁学蜀郡虞公”,并称其(虞集)为“国朝之宗工”。可见虞集在当时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四库全书》之虞集《道园学古录》提要中说虞集为“有元一代之冠冕”。杨镰先生说:“如果对元诗作综合的评估,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无疑是虞集。他不但是元诗四大家之首,而且也是元代江南士人在朝的表率,元代馆阁诗人的集大成者。”(《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21)据欧阳玄所撰《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圭斋文集》卷十),揭傒斯在奎章阁中颇得元文宗信任。其《墓志铭》有云:“(揭傒斯)在奎章时上览所撰《秋官宪典》,惊曰:‘兹非唐律乎?’又览所进《太平政要》(即《奎章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天历、至顺中大臣有荐文士,人主必问之曰:‘其才比揭曼硕如何?’其本常置御榻侧。”由此可知揭傒斯的治世才干颇为文宗所称许。奎章阁中这种文艺之外涉及及治国方略的内容使其具有了朝廷大政的决策咨询性质。这是我们应予以重视的。欧阳玄亦获信任于奎章阁,《元史·欧阳玄传》云:“明年初置奎章阁学士院,又置艺文监隶焉,皆选清望官居之。文宗亲署玄为艺文少监,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可知欧阳玄亦参与《经世大典》的修纂工作。
    (22)《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232页。
    (23)欧阳玄《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中有云:“天历二年(1329年)秋,文宗开奎章阁置授经郎教勋旧大臣子孙于宫中。公首被选。至顺元年(1330年)预修《经世大典》,三年书成,超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可知揭傒斯人奎章阁是多蒙圣望的。且奎章阁成立一年,即开展了重大文化活动,修纂《经世大典》。奎章阁文士以三年时间完成,亦可知他们的工作能力。“先是东南士聚辇下……公(揭傒斯)与清江范梈德机、浦城杨载仲弘继至,翰墨往复,更为倡酬。公文章在诸贤中正大简洁,体制严整,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可知当时东南士人之出类拔萃者范梈、杨载等与揭傒斯唱和颇多,彼此在诗学上相互了解是当然的事。
    (24)揭傒斯:《文安集》卷六,《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
    (25)《文安集》卷九,《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26)《经世大典》之修纂,虞集起到的作用很大。欧阳玄《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圭斋文集》卷九)有云:“《经世大典》之为书,公任其劳居多。其目则《周礼》之六典,其制则近代之会要,其事则今枢密院御史台六部总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务,而其牍藏于故府者不足则采四方之来上者,参之祖宗之成宪,功臣之阀阅具存。凡八百帙,既进,谓同列曰:‘他日国史诸志表传举此措彼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长,其为圣治裨益,能使一代之风轨蔼然,先王之遗烈焉。”出于“其为圣治裨益,能使一代之风轨蔼然”的责任与动机,以虞集为担纲的奎章阁员在《经世大典》的修纂中寄托了深沉悠远的治国理念。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奎章阁为皇帝的治国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与咨询,所以奎章阁在艺文活动的同时也充满了现实的政治与文化的意义。
    (27)《全元文》第29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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