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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揭傒斯回忆了自己在奎章阁中的工作。他任授经郎负责给贵戚子弟讲授经学。他早到晚回，极为敬业。又对文宗的慰劳关怀感念至深，也能够在分题应制，进行创作时文思流畅，一展才华。由此诗可知奎章阁讲授经籍及在文宗僚属间展开的创作活动。揭傒斯在奎章阁中颇受信赖。他也敬于职事，兢兢业业，致力于文化教育与传播。在这个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中枢机构中发挥才干。其他奎章阁属员亦具此种品质，这是奎章阁在文宗时期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首写出了奎章阁的优雅环境。草木葱倩，御河润泽。殿阁东向，可见苍巘，伫立庭间，诗的氛围是十分浓厚的。(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一书详细介绍了奎章阁的环境情况，此处不再细述。)其中所谓“朝迎步辇花间立，暮送回銮柳下归”，可见元文宗在奎章阁中是朝至晚回，沉浸在其诗化氛围之中。奎章阁在建立到文宗去世之间的五年，君臣在充满文化气息与诗歌艺术氛围的环境中陶醉。作为一个中央文化咨询机构，它代表了文化融合的实现过程，也策动、推进了元代本身的文化融合。在诗歌方面，也会因这种艺术氛围，催生元代诗学从高位上形成自己独立、恢弘并反映出大一统时代精神的诗学品格。 第三首则忆及奎章阁僚属诗酒吟咏、相知相契的情形。己巳即奎章阁建立之天历二年(1329年)。这里集中了各族英才，映耀庭阁。并时常得到文宗姑母，鲁国大长公主亲手题写的诗歌。他们或是分韵唱和，或是恭敬应答，工作生活中充满了诗的质素。待到散阁，他们带着几分醉意携行而出，想必亦不乏醉中马上的吟咏活动。 第四首在回顾奎章阁诗化生活的同时，流露出无限惋惜之情。而其中之“学士吟成每自夸”句，似牵涉到一桩揭傒斯与虞集间的诗学纠葛。前文引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关于虞集、柯九思、揭傒斯三人在奎章阁中侍从左右，揭傒斯有感于虞、柯二人更得文宗宠信，故作《奎章政要》献上之事，而四库馆臣就有了进一步发挥。在《四库全书》《文安集》提要中说：“虞集尝目其(揭傒斯)诗如三日新妇，而自目所作如汉庭老吏。徯斯颇不平。故作《忆昨》诗有‘学士诗成每自夸’句。集见之，答以诗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且题其后曰：‘今日新妇老矣。’是二人虽契好最深，而甲乙间乃两不相下。”考揭傒斯《忆昨》诗意，当是晚年忆及奎章阁生涯时的遣怀之作。虞集因不满揭诗而作者当是病归后之作。其语也非是因“不能相下”情绪下的针锋相对。再者，由揭傒斯诗歌的情感来看，他对奎章阁中文人学士竞施才艺的情景是十分怀恋的。对在其间度过的五载光阴也因珍视而不能释怀，所以学士自夸也好，甲乙次第逊于谁也好，都成了他十分怀念的对象(23)；此处之“学士”也未必专指虞集，而是奎章阁学士普遍的诗学竞争态度。实际上后人这种意见的产生应与元诗四大家本身的诗学观念存在差异有关。揭傒斯《文安集》中有《范先生诗序》，提及了虞集对诸人诗风的评价，然揭傒斯并不认同。在《范先生诗序》中表述了他对范梈的评价态度。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也反映了京师文人之间诗学交往的相关内容，详见后文。 揭侯斯还作有《奎章阁贺表》。这也是关于奎章阁的重要文献，其云： 圣人继体，再昭揖让之隆。天下归仁，大慰平成之望。庆绵宗社，光被华夷。钦惟尊号，陛下德秉纯乾。业承富有，妙天人之协赞，允历数之攸归。惟上有成康之君，下有周召之臣，而内获皋夔之佐，则外获唐虞之治。苟日跻于圣敬，咸世笃于忠贞。臣某等职忝西清，光被北阙，经邦论道，自有弼于鸿猷。养老尊贤，岂无裨于昭代。(24) 其中之“经邦论道，自有弼于鸿猷”则可见在揭傒斯心目当中，是希望奎章阁具备朝政咨询与决策的职能。联系他曾上《奎章政要》于文宗，似乎揭傒斯对文帝及虞集、柯九思等沉浸文艺的奎章阁生活在态度上有所保留，希望该机构有裨时务，不应只用心于艺文本身。此外揭傒斯还有《艺文监贺表》(《文安集》卷六)，亦体现了揭傒斯在奎章阁艺文监开设之时对其文化作用的期冀。 揭傒斯之《送张都事序》详细介绍了奎章阁的建制，便于我们了解其基本规格和人员配置。其云： 天子既建奎章阁，置大学士二人、侍书学士二人、承制学士二人、供奉学士二人、参书二人，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明年增置大学士二人、典籖二人，典籖秩从六品，初命英宗龙飞进士第一人台哈巴哈兼善、丞相掾张景先希哲为之。希哲寻去为礼部主事，又以丞相掾张中立惟正继之。居一年，兼善拜南台监察御史，惟正以迁江西行省都事。天下之选莫重于省台，或由省台入为阁官，或由阁官出居省台，则阁官之选与省台等，而又必天子亲擢之。惟正一岁中两被擢，皆得天子所重地。其日夜求所以称塞国宜。余与惟正同僚，同修《皇朝经世大典》，惟正无一言不及于仁义，无一事不致其精详，余常谓惟正居职任事无不及者。(25) 从其叙述可知奎章阁级别之高与职事之重，“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可谓集中了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且在元中央政府中极有尊荣，“天下之选莫重于省台，或由省台入为阁官，或由阁官出居省台”，成了与省台(即中书省)与翰林院同等重要的机构。也成了可入可出，直接对皇帝负责并可由奎章阁为基点发挥更大作用的枢纽机构与权力实施中枢。其中提到张中立与揭傒斯合作修纂《皇朝经世大典》，其间“无一言不及于仁义，无一事不致其精详”，可以使我们了解奎章阁在文化工作中洋溢的精神风貌。作为具有各民族成员的重要文化机构，其在元代文化事业中起到了承继发扬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作用，对大一统的多民族共同文化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26) 关于奎章阁崇高地位的还可于黄溍《恭跋御书奎章阁记(石刻)》一文中见出一二。该文收于黄溍《文献集》卷四。其云： 天历二年(1329年)春三月，上肇开奎章阁，延登儒流，入侍燕间。冬十月臣多尔济作颂以献。至顺二年(1331年)春正月，御制阁记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学士泰禧宗禋使臣阿荣传旨以刻本赐焉。臣多尔济抃蹈而退，袭藏惟谨，以臣溍待罪太史，属俾纪其岁月于下方。臣窃闻前侍书学士臣集为臣言：“皇上以万几之暇，亲洒宸翰，书《奎章阁记》，刻置禁中，凡墨本(拙按，即《奎章阁记》墨本)。悉识以‘天历之宝’或加用‘奎章阁宝’。应赐者必阁学士画旨具成业，特诣榻前，四复奏然后予之。非文学侍从近臣为上所知遇者未尝轻畀。”(27) 可知文宗立奎章阁，除御制《奎章阁记》之外，还以墨本赐予臣下。在当时，这种赏赐之环节是极为严苛的，由此可见奎章阁，甚至与该阁有关的一切事务，在当时都是极其荣耀的。黄溍不在奎章阁中，他得以撰写《奎章阁记》跋语，也感到极为光荣。故而在元代中期，尤其是文宗时期的京师文坛，奎章阁的地位无与伦比。京师诗坛开始活跃并不是在奎章阁时代，但诗人聚集力量，得以占据文坛影响之高位，则是在文宗制奎章阁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使京师诗坛的力量由蕴蓄而勃发，依托在庙堂中的尊荣显位，如长河放溜般地冲涌而下，终于在诗文领域促成了元代自身诗文品格的彻底颖脱成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