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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不仅仅是由其开创者的主观意识决定的，同时也是由其后代人在追溯自己的创造活动时将其历史的起点放到哪里而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论自己从事着什么样的具体文化活动，但当他们追溯自己的思想渊源的时候，儒家知识分子一定会追溯到孔子和孟子那里去，道家、道教知识分子一定会追溯到老子和庄子那里去，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历史时代的开始。佛家知识分子虽然也能追溯到释迦牟尼，但因为释迦牟尼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们的时间观念无法成为中国历史的观念。晚清洋务派的知识分子、维新派的知识分子、革命派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与中国古代佛家知识分子有些相似：因为他们是在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的，他们在西方文化中的思想渊源无法构成中国历史的观念，但他们的文化思想又主要集中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没有上升到整体的中国社会历史时间的高度，所以当他们追溯自己的中国社会思想的渊源的时候，仍然不得不追溯到先秦的孔子和孟子那里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情况则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从“新潮社”开始的大量新文化、新文学的社团，尽管彼此之间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已经不将自己思想文化的渊源直接追溯到孔子和孟子、老子和庄子，而是直接将自己思想文化的渊源追溯到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甚至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党派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样的文学社团，虽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它们的思想旗帜，但当追溯自己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渊源的时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不能不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作为自己思想文化的历史起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成了中国现代社会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新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20世纪80年代初，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先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随之发生了广泛的影响①。直至现在，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为题的史著和论著仍然不断出现，说明它对中国文学的叙述和研究是有便当性的。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文学史概念的时候，却必须注意“20世纪”这个时间概念本身的性质和作用。“20世纪”这个时间概念，不论对于西方，还是对于当代的中国，都已经是一个客观的时间概念，亦即它有其不受任何人的主观意识和意志以及任何现实的社会历史事变的影响的性质，因而它也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时间概念，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都是在这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的社会历史事变的记忆及其具体的感受和理解中形成的。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美国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对于俄国和美国，“1917年”这个客观的时间刻度是一样的，但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时间的刻度却是不一样的。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概念的产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将中国的“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或“西方的现代性”的结果。毫无疑义，从维新运动开始，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就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20世纪文学”这个概念起到的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回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影响的源头处的作用，也帮助我们有效地摆脱了将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完全纳入到中国当代政治框架中来叙述的作用，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因为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后，仍然将自己的思想文化渊源直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那里去的大有人在，将自己思想文化的渊源追溯到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也大有人在，而唯独晚清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却是一些无法驻留的时间点，因为它们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本人都是将自己思想文化的渊源上溯到孔子和孟子那里去的。这个区别，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尤其明显。对于绝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家，说他们继承的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大概是没有多大异议的，而要说他们继承的是晚清文学的历史传统，恐怕就很少有人表示赞同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②也不是一种历史思维的方式：“历史”是有连续性的，但也是有转折性的，历史的拐点首先要用那时的“人”及其创造性的活动来说明，而不能仅仅以时间的连续性来说明。——相对而言，我更倾向于刘纳所使用的“嬗变”这个概念③。“嬗变”是有一个临界点的，而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就是这个嬗变过程的临界点。到这里，中国文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质的历史变化，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文学也具有了现代的性质，具有了“现代性”。 为什么晚清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之后都没有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承和传播，都没有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传统，而唯独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却发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并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呢？我认为，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其中的原因，即五四新文化、新文学首先是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不同的新的价值观念而受到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的重视和提倡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使用价值”受到他们的重视和提倡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重视西方的“科学”，维新派和革命派都重视西方的“民主”，革命派也重视西方的“革命”，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重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的手段和工具，只要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有这些工具和手段都将变得毫不重要，而如果建立不起这样一个政府，也说明这些工具和手段对中国是没有用处的。与此同时，作为一种“使用价值”，洋务派的主张、维新派的主张、革命派的主张，都是直接为自己在其内的国家政权所“使用”的，同时也是他们自己建功立业、实现个人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行动纲领，而能够进入国家政权机构的知识分子则永远是极少的人，而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中国有文化与无文化的民众充其量只能成为他们所建立的国家政权的“受众群体”，是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或发扬者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则不同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本身就是一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个体，是一些没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独立的社会中的“个人”，他们也不以取得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为自己的最终目的。他们倡导的新文化、新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种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也应该拥有的“价值”，而主要不是一种“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首先转换为一种国家的价值或集体的价值，因而也不是从外部赋予一个人的，而首先是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思想的或意识的形式，因而它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相同的，并不局限于提倡者本人或中国社会的哪一部分人。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使用的就是胡适提倡的现代白话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非议乃至亵渎鲁迅小说创作的中国当代小说家，也都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作家，而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传统则是鲁迅首先开创的。实际上，五四倡导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一系列思想原则，也是适用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的，而不仅仅为它们的倡导者所专有。一个人可以霸占权力，霸占金钱，但没有人能够霸占白话文和白话文学，没有人能够霸占民主、科学、自由和平等，没有人能够霸占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也没有人不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就能霸占科学和文艺。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能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运用，并成为一个新的文化和文学的传统。“现代性”也是借助这个传统而得到传播和传承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