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文艺要塑造新人形象的要求。他说：“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泽东的讲话，澄清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发展了恩格斯提出的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思想，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但哪些人是“新的人物”？他们“新”在哪里？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具体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形态》等论著中，把能否改变社会环境确立为新人的重要标志。他们认为思想是重要的，但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必须“有使用实践力量”去“改变旧环境”的“新人”。 “新人”问题，邓小平于1979年10月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重又提出。他说： “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学界结合对改革题材作品的评价对“社会主义新人”及其塑造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塑造和描写“新人”是社会主义文艺根本的、一贯的要求。随着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不同，恩格斯曾把这些“新人”称之为“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苏联文学界称之为“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称之为“工农兵英雄人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来，在改革的形势下，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正在成长。因此，文学界普遍认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职责。 作家艺术家们有选择“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但更应当谨记人民的需要是当代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创作主体可以歌颂真善美，也可以抨击假恶丑。揭露和批判假恶丑也可以从反面间接地肯定真善美，引导人们向那些丑陋的和龌龊的东西揖别，从而具有一定的预防、教训和警示作用，却不能从正面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只有塑造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新人形象和新人形象体系，才能更好地通过宣扬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的理想信仰、人生态度、体制认同、观念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伦理道德情操，从而充分体现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对大众起到示范、启迪、疏导、规劝、镜鉴、陶冶、感化、鼓舞、救赎乃至提升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