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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回顾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文艺历程，我们深切地认识到这个重要论断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机械的、教条式的文学观进行了反拨。但这个符合文学规律的命题却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因此遭受牵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们走出“左”的文艺路线的阴霾，重新审视文学的存在价值的时候，“文学是人学”已经成了我们的共识，正如钱谷融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说：“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人物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大要。” 毋庸置疑，“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本身是正确的，这一命题的提出对纠正国内长时期流行的机械的、教条式的文学观确实起了重要作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方面的问题：关于文学的任务、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但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明确界定“文学是人学”中“人”的范畴，文章没有解答文学创作“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等问题。这不是钱谷融文章应该肩负的责任，我们更不能苛求钱谷融，是我们这些后学没有准确理解“文学是人学”中的“人”究竟为何？从而最终准确理解我们的文学应该“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等问题。 1927年，鲁迅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啊，诗啊，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而说的。”鲁迅在演讲中指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虽没有在演讲中明确回答文学“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等问题，但通篇都显示出他对“民”(更准确地说是对平民)的关怀，而不是抽象地关注“人”；通篇都显示出他对平民的关怀和建立真正的平民文学的期待，鲁迅是为平民而代言。 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观把社会或者理解为人群共同体，或者理解为人的外部环境。其实质都是把社会理解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实体，都是一种“实体化”的社会观。“实体化”的社会观是人们对“社会”经验直观的产物，是以作为头脑当中的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这样，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就被抽象掉了，人不再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就不会真正理解由真实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马克思在批判各种已有的社会观和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马克思认为，为了真正理解社会，“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在这里，马克思确立了理解社会的出发点——“个人”。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