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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弃医从文那一刻起，就把他意识到的“改变国民精神”的历史使命宣告于世了。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作家艺术家要做“革命人”。他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革命作家在个人的自由创造中，只有融入了深厚的革命情感和进步的社会意识，才能写出革命文学。人不能在一刹时中命令自己具有某种情感或不具有某种情感，人的情感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它像喷泉里的水、血管里的血，在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因此，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作家，必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面流淌它几年。为人民而写作、为人民代言，是鲁迅一生的追求，他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他的创作价值正体现在人民的需要之中。只可惜鲁迅的精神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及文人中真正扎根。 毛泽东出身农家，懂得农民的辛酸与悲苦、理想与追求。因此，农民问题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一直关注的大问题。他对农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农民是人民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脊梁，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正如他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中所指出的：把‘农民’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的。”毛泽东寻求革命真理、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始终强调要变换民质、改造民心、唤起民众，肯定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青年毛泽东的民族情感气质使他成为一面鲜艳而又富有感召力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鼓舞着这个民族民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同时也使孕育中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从一开始就带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浪漫情结。我们今天可以就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也可以说毛泽东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充满理想主义情结，但毛泽东的“公共关怀”和“人类良知”，以及对旧世界的“批判精神”确与鲁迅有异曲同工之处。日后，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并提出“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的思想。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出人民群众历来是作品“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惟一评判者，并以戏剧与观众的关系为例，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 1943年11月，延安平剧院发动新剧本创作运动。在这个背景下，新编历史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诞生了。《逼上梁山》主要描写林冲的故事，但并不单纯表现林冲的个人遭遇，而是以林冲故事做线索，广泛联系北宋末年的社会斗争，突出表现了当时广大劳苦群众不堪封建统治者的压迫，纷纷起来聚义造反的现实。它不但描写了林冲由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下层军官走上反抗道路的曲折过程，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官逼民反”的典型形象；而且着力塑造了李铁、李小二、鲁智深、曹正、王月华等反封建起义造反式的英雄形象，讴歌了人民大众的造反精神及其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所起的作用。 这就使《逼上梁山》在思想上与同一题材的戏曲作品有根本不同。在现代中国戏曲发展史上，《逼上梁山》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 1944年元旦，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大众艺术研究社”首次演出《逼上梁山》。该剧只演了不到10场。1月9日这天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看《逼上梁山》，并让先把剧本送去。由于剧本还没有成形，他们只好临时分头抄写送了去。这天晚上，毛泽东看完《逼上梁山》演出十分高兴，当夜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人民性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并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给予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也催生了文艺新作的涌现，使当时的解放区产生了一批小说、戏剧、诗歌等堪称经典的作品，它们至今依然充满了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在艺术上具有永久的魅力。毛泽东人民本位文学观的确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载道说”、“娱乐说”的文学观念，注入新内涵，体现了新文艺底层关怀的人文精神。这种文艺观虽然质朴，不乏很强的目的性，但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文艺启蒙作用的实现，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解决了“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