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自铸伟辞，创变新体 汉赋作家用《诗》，选择将“《诗》曰”隐去，这种语言形式与意义的选择，究竟会给汉赋文体的形成与发展带来哪些创变?这些创变在文学史上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首先，汉赋用《诗》隐去“《诗》曰”，在语用功能上表现为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汉赋用《诗》与《左传》引《诗》在语用学上存在差异，《左传》引《诗》是“断章取义，余取所求焉”，而汉赋用《诗》隐去“《诗》曰”，一方面是隐去了宣传的标语，削弱、甚至是打破了“《诗》曰”的符号性，让讽谏更加“隐蔽”化，从而导致原始《诗》“义”在一定程度上的丢失。如边让《章华台赋》“尔乃携窈窕，从好仇，径肉林，登糟丘”，用《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而讽谏的含义隐而不彰。扬雄《逐贫赋》“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用《小雅·谷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句。《谷风》为“刺幽王”之作，扬雄在这里只是取《诗》辞以表明自己对待贫的态度有失公允。王逸《机妇赋》“悟彼织女，终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用《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句，赞美黄帝广施圣恩，光耀日月星辰，又有感于织女星七个时辰移动七次的事，于是发明织布、缝衣。另一方面是将“正言”自然化，引向“绮靡”的“缘情”一路，是一种个性自觉的彰显，是真正的“诗化”。“缘情”方式有二：一是在《诗》篇名前加上情感动词，如崔篆《慰志赋》：“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冯衍《显志赋》：“美《关雎》之识微兮，愍王道之将崩。”傅毅《舞赋》：“嘉《关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张衡《西京赋》：“慕贾氏之如皋，乐《北风》之同车。”蔡邕《述行赋》：“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阮瑀《止欲赋》：“思《桃夭》之所宜，愿《无衣》之同裳。”陈琳《止欲赋》：“叹《北风》之好我，美携手之同归。”丁廙《蔡伯喈女赋》：“惭《柏舟》于千祀，负冤魂于黄泉。”丁仪《厉志赋》：“疾《青蝇》之染白，悲《小弁》之靡托。”二是在化用原有《诗》句时，也在前面加上情感动词。张衡《思玄赋》“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化用《大雅·板》“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句。看到民众的行为多不符合道德准则，在这样的浊世中独循礼法就会危及到自身，张衡赋化用《诗》句，表达自己不愿和光同尘，保持特立节操而不能的悲叹。蔡邕《述行赋》“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化用《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为茂草”句，言周代社会政令昌明，平易安定，可如今途穷而不得通畅，被茂草所遮蔽阻塞，悲叹人间正道的扭曲变形。繁钦《愁思赋》“嗟王事之靡盬，士感时而情悲”，化用《小雅·四牡》“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句，赋取《诗》辞，言国家多难，动乱不安，感慨时事维艰，内心忧愁悲伤，但仍然选择委身侍奉朝廷，效力于国政而有家不能归，时刻准备为国事而献身，大义凛然。 由“以《诗》代言”到“化《诗》为辞”，汉赋引《诗》与先秦的聘盟成会用《诗》不同，《诗》由“外交语言手册”转而成为“文学创作的语辞库”。赋引《诗》语与汉代奏议之文不同，《诗》已融入赋体创作，失去了作为理想意志的明确针对性。文学是隐蕴的艺术，讲究含蓄婉陈之美，即“婉而成章”。赋取《诗》辞，重在体物、抒情二端。 其次，汉赋用《诗》隐去“《诗》曰”，在语境上表现为意境空间的重新构建。语境不同，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也会不同；相反，语言形式的不同，也影响到语境的生成。汉赋用《诗》义，一方面是用《诗》的字面意义，即字面取义，如班彪《冀州赋》“瞻淇澳之园林，善绿竹之猗猗”，用《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句。另一方面是对《诗》句重新改写，赋予其新义。汉赋用《诗》，不同于“《诗》曰”的断章取义，而是利用诗性语言的特点，进行有效的改写，扩展诗句的意义空间。如刘向《说苑·贵德》云：“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求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33)《白虎通·封公侯》云：“州伯者，何谓也?伯，长也。选择贤良，使长一州，故谓之伯也。……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职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34)“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乃《召南·甘棠》中诗句，《说苑》与《白虎通》引之，一言圣人大德，一言州伯之职，皆不出诗之本义。李尤《东观赋》云：“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敞座，庇蔽茅(‘茅’当作‘芾’)之甘棠。”王粲《柳赋》云：“嘉甘棠之不伐，畏敢累于此树。苟远迹而退之，岂驾迟而不屡。”李、王二赋，不仅化用《诗》句四言为六言，且不再偏重于义理的说教，而更多的是一种写景抒情。 “《诗》曰”引《诗》注重的是《诗》的实用观念，而汉赋用《诗》则较多地蕴含着审美的批评。汉赋用《诗》从言语出发，利用历史文本《诗经》中的传统语言资源，筛选词汇，使原《诗》句从本来的语境中游离出来，熔铸到自己所需要的语境中，从而生成了一种全新意义的文本。 最后，汉赋用《诗》隐去“《诗》曰”，在句式上，是对传统的《诗经》语言形式进行的挑战、革新，从而有助于新的文学形式的创造。朱光潜《诗论》云：“诗和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要懂得中国散文的变迁趋势，赋也是不可忽略的。”(35)《诗经》本多四言，“雅音之韵，四言为正”(36)。汉赋也有直用四言的，如扬雄《逐贫赋》皆四言，几乎全篇用《诗》。值得注意的是，赋家在用《诗》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诗》的四言转化为五言、七言、六言(骈俪化)、骚体化。五言化如班倢伃《捣素赋》“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化用《王风·大车》“谓予不信，有如皎日”、《卫风·伯兮》“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张衡《南都赋》“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晞”，化用《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鲁颂·有J2XC27.jpg》“鼓咽咽，醉言归”。七言化如董仲舒《士不遇赋》“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谷”，化用《大雅·桑柔》“人亦有言，进退维谷”；张衡《思玄赋》“天不可阶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飞”，化用《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静言思之，不能奋飞”(37)。骈俪化如班昭《针缕赋》“退逶迤以补过，似素丝之羔羊”，化用《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J2XC28.jpg。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傅毅《洛都赋》“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化用《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骚体化如班固《幽通赋》“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化用《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张衡《思玄赋》“有无言而不雠兮，又何往而不复”，化用《大雅·抑》“无言不雠，无德不报”。 新的文体的建立，伴随着的是对固定模式的革新。汉赋用《诗》隐去“《诗》曰”，使《诗经》的四言句式发生改变，从而出现五言、七言、六言和骚体化的情况，这是在审美意义上对标准言语进行有创造性的开拓，为文学语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表达方式。这种语体结构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五七言体诗、骈体文以及骚体文的兴起和发展有着交互影响。 “《诗》曰”的引《诗》方式，呈现于文本中的是“言语”的文学，在先秦文学史上可视为“诗言志”传统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至魏晋，“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文学史上形成了“诗缘情”的传统。在这二者之间如何实现过渡，一直以来，鲜有人提及。赋是韵文，本身具有《诗》的言志特征，即“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挚虞《文章流别论》)。同时，《诗经》中的词句和物象又成为汉赋作家情感的催生剂和承载体，即赋作家利用《诗经》文本所提供的意象原型，渗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使赋文具有“绮靡”的“缘情”特征。汉赋用《诗》隐去“《诗》曰”标志所释放出的语言结构创造活力，加速了五七言诗体、骈体文以及骚体文创作的生成与兴盛，可视为文学由“言语”走向“文章”的桥梁。赋广取《诗》辞，重在“体物”，且隐蕴《诗》义，婉陈其情，从而完成了“言志”到“缘情”的更替。更替阶段的特征就是“义”的弱化、“志”的隐藏以及“辞”的彰显和“情”的蕴藉化，这是汉代经学之外的《诗》学关键，应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