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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赋家的郎官身份对其赋作的影响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遗产》2013年5期 蔡丹君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西汉赋家大都曾任郎官。武帝重用郎官赋家,使之参政议政,于是他们在“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内朝政治环境中,将赋作从个人咏怀抒写发展为国家政治之颂美,促成了赋、颂两种文体的结合;昭宣后郎官赋家逐渐被边缘化,沦为文学侍从。扈从娱乐之赋引发了人们对赋体价值的反思和讨论。成哀之后经学氛围盛极,在以经学培养郎官的风气之下,以扬雄为代表的郎官赋家对赋的讽谏功能做了新的探索。
    【关 键 词】郎官/赋家/赋/司马相如/扬雄
    【作者简介】蔡丹君,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发表过论文《荆雍地域与宫体诗的兴起》等。
     
    关于西汉赋家,人们常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政治地位低微,类于帝王近身之倡优。如黄震在其《黄氏日钞》卷四六中云:“相如文人无行,不与史事,以赋得幸,与倡优等,无足污简册,亦无足多贵责。”①黄震还认为司马相如“素行不谨”,亦类“倡优”。而历来武帝时文学侍从为倡优之论,多以东方朔、枚皋为例:“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②事实上并不能如此一言概之。
    西汉著名的赋家,并没有普遍沦为倡优,他们大都曾拥有具体职事,多为郎官。这种情况,尤以武帝时期及之后为甚。贾谊、严助、董仲舒、东方朔、刘向、王褒等人曾任太中大夫、中大夫;严助又与司马相如、枚皋等人曾任掌顾问应对、奉使出差之议郎;还有司马相如在景帝时所任“武骑常侍”,扬雄所任黄门侍郎,东方朔、王褒、冯商等担任过的“金马门待诏”等诸职,均属郎官系统。且需要注意的是,“在武帝身边的赋家普遍爵秩较高,十位重要赋家中,曾任二千石(包括中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就达七人,东方朔和枚皋虽然‘常为郎’,但随扈左右,‘默贵幸’,他们或尊爵显,或亲近武帝,其官衔几乎由武帝之喜怒哀乐好尚而定”③。“言语侍从之臣”所思、所论和所献纳者,大都与时政朝廷有所相关。如东方朔拜太中大夫是因奏事方获升迁:“是日因奏《泰阶》之事,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④过去一味称赋家为“文学侍从”并认为其地位低下,乃是误解。
    在西汉一朝,郎官这一职务的获取途径及其事务内涵和政治地位,往往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而,郎官赋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际遇。这种政治身份既是赋家仕途的起点,也是他们的话语身份。影响赋家创作赋体文学的重要因素有很多,但这种政治身份,应当也是其中之一。关于政治身份与文学作品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本文将尝试展开论述,以见教于方家。
    一武帝时赋家以郎官出仕的基本情况
    郎官制度在秦朝即已存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⑤至西汉时,郎官的人员数量和职能都得到了扩充,成为一个更为庞大的系统。郎官系统主要有三类官职:第一类是“掌朝议”的“大夫”。“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⑥大夫负责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后更名为光禄大夫)、谏大夫,太中大夫等。他们与外朝公卿大臣相对应,作为中央政治顾问,是为了分去丞相、御史大夫、列卿下至六百石官吏之权⑦。郎官系统中深得皇帝信任的重要人物,又形成了一个相对于从事具体事务工作的“外朝”而存在的中心决策层“内朝”(又称“中朝”);第二类是“郎”。“郎”分为“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级,无定员,经常多至千人。“议郎”是文官,职能与大夫同,充当皇帝顾问,参与政事,因不必在宫廷内宿卫,又称“外郎”、“散郎”。而“郎中署郎”、“侍郎”、“郎中”都是武官,平时宿卫宫廷,战时随皇帝出巡或一同出征、随行护位。这类随从人员,还包括《汉书·百官公卿表》提到的“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等职务⑧;第三类是级别更低的期门、谒者等。关于郎官系统本身,已经有过很多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郎官出入宫禁,直接服务于皇帝,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当时被视为是尊荣而重要的。在秦时和西汉早期,郎官主要是从上层社会的子弟中选拔。西汉初年的郎官,非富即贵。汉制规定,二千石以上官员出任三年,可得以一子为郎,实际上有时候还可以多子为郎,如韩延寿、李广三子皆为郎⑨。对此,董仲舒评价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⑩而平民人才即便“以赀为郎”,也可能难获升迁。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11),司马相如在景帝时“以赀为郎,拜武骑常侍”,由于不受重用,不久辞职离去(12),皆为此例。故而武帝之前,朝廷“固不能得贤才”(13)。
    当时的“贤才”大量聚于藩国。汉代前期藩国力量强大,诸多文人前往依附。但是,在藩文人一般是门客身份,心态自由,甚至声称“何王不可曳长裾”(14)。枚乘自吴王转投梁孝王门下,司马相如自梁国“归蜀”等,都反映汉初文士在身份和选择上的自由。即便名声远播,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也并不稳定和明确,有类先秦游士。
    武帝即位之后,开始着力于扩充郎官系统。当时战争频繁,为换取财力支持,于是拓宽了“以赀为郎”的渠道。《汉书·食货志》载: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自此而始”。其后“府库并虚,乃慕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15)。同时,为加强皇权,吸纳地方藩国人才,武帝“待以不次之位”,天下“鬻者以千数”(16)。武帝的征士行为,打破了之前郎官系统主要为子弟所占的局面,文学人才也开始从地方向中央集中。七国之乱平息之后(前154),虽然淮南王刘安和河间王刘德的藩地构成了新的文学中心,但朝廷的“左官之律”、“附益阿党之法”(17)和“推恩令”,使得藩国聚才之力渐微。元光元年(前134),郡国举孝廉制度颁布,“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18)。从此,这批“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并在左右”,“作为重大决策的参谋、顾问,以弥补宰相才干不足的缺陷”(19)。
    当时从地方涌向长安的文学人才,大多成为班固所说的“言语侍从之臣”:“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20)当然,这个群体,还远不止《汉书》所概括的这几位,只是《汉书》取材有限,写入的是当时较为重要的文士。《汉书·东方朔传》云:“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21)汉武帝罗列的这个名单,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言语侍从之臣”的基本阵容。《资治通鉴》卷一七中亦概括道:“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22)材料中“宠用”一语,说明他们深受皇帝的重视。
    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东方朔等人皆是因奏事活动赏识进入到权力中心的。而以武力、刑名见长的游士,则受到排斥。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23)。这说明,征选郎官,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希望他们有益于国政,而并非为了倡优之乐。其实,“言语侍从之臣”在汉初即有,如文帝在极短时间内破格升任擅长“论议”的贾谊为“太中大夫”(24)。但此时与前代不同的是,成为郎官的途径多了一条,即“奏赋为郎”。“赋”在当时被视为一技之长,如司马相如因奏赋而再度为郎。通晓《楚辞》也是被视作一种才能,如朱买臣“武帝时得庄助之荐,拜中大夫”,是因其“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于是“与严助俱侍中”,成为郎官。之后,武帝令其与反对筑朔方的公孙弘辩论,实现内朝郎官与外朝大臣辩论之责。“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25)但是,即便如此,东方朔也常常参与了谏诤:“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26)时代为文人提供了上升渠道,赋家因此在精神面貌上显得十分积极和进取。另外,武帝时的“言语侍从之臣”升迁速度也很快:“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严)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27)又如“(主父)偃数上疏言事,迁谒事、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28)。
    可见,武帝对郎官系统的增秩、扩员,直接造成了文人、赋家集中于朝廷。“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创作环境,与之前文人聚集在藩国时期相比,截然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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