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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汉末期郎官赋家对赋体讽喻功能的探索 西汉末期，种种原因导致汉大赋的价值不断走向失落。这除却是因为大赋礼仪性的不断丧失，并且无法传达饱满的时代政治精神，形式逐渐空疏，也因为在西汉末期浓厚的经学氛围中，产生郎官赋家的渠道不断变窄，能够支撑大赋发展的文学力量在衰减。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的赋家转向了对赋体文学意蕴的追求(79)，以此来回避大赋衰落的事实；而也有郎官赋家，则是沿着经学社会所强调的文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对赋体的讽喻功能加以了新的探索，以此来摆脱大赋所遭遇的价值困境。 自武帝时起，以经术培养郎官几成常制。如“吾丘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80)。发展到“西汉后期，经明行修成为国家对仕士的基本要求”(81)。宣帝时，为在郎官中教授、讲习《穀梁》，刘向、尹更始等十余人精心习经达十余年。后“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82)。钱穆说，“昭宣以下，不仅丞相御史大夫重职，乃为儒生也，即庶僚下位，亦多名儒。而其出身则往往从郎吏始”(83)。萧望之即是“选明经术，温故知新，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84)。王吉，少好学明经，举孝廉为郎，后征为博士(85)；韦玄成，以父(韦贤)任为郎，常侍骑，又以明经擢为谏大夫(86)；眭弘，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87)；疏广，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后征为博士、太中大夫(88)；冯参，学通《尚书》，少为黄门郎给事中，宿卫十余年(89)；京房，治《易》，以孝廉为郎(90)；李寻，治《尚书》，丞相翟方进除为吏，后为黄门侍郎；平当，以明经为博士，论议通明，哀帝时为光禄大夫、诸吏、散骑，复为光禄勋等(91)。 与中央相呼应，乡郡之学亦是经学大盛，对文学产生了很大冲击。何武的个案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何武是蜀郡郫县人，早年爱文学。“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但宣帝并不需要太多的文学侍从，最后，“以褒为待诏，武等赐帛罢”。被遣还的何武并没有回到益州继续习赋，而是转入了经术之途，“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与翟方进交志相友”(92)。“奏赋为郎”之途，越到西汉后期越难被复制。孝平皇帝元始五年(5)有诏，“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93)。同样是不可能通过文学才能来获得出仕。时代缺乏培养赋家的渠道，而王褒、扬雄等人是在地方文化传统中天然生成的赋家。 从西汉整体的文化氛围来讲，郎官身在朝廷，以应制之赋为职业，本质上逐渐变为倡优扈从，赋家一直存在对自身身份的深刻反思。武帝时期，东方朔曾说道：“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94)“不得掌故”，应该有不通经学的意思。从武帝时期开始，朝廷对于经术的看重，使得一批不通经学赋家的发展道路颇受阻碍，东方朔因此感到并不得志。扬雄对弥漫于郎官系统的经学风气十分不满，他自立新说，放弃辞赋“小道”，其实是以新的方式投入经学：“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95)扬雄转向经学，是因为辞赋已然边缘化，难显于当时的主流思潮。董治安先生认为扬雄是用赋作本身，发出了对今文经学的冲击(96)。扬雄论争的矛头，很难说是对准了何种经学，他的希望应该是摆脱边缘化的地位，成为融入主流的思想者。 在习晓群经的晚年，扬雄对大赋文体的艺术特征和文体功能表示了否定。“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缈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焉。”(97)总结而言，一是汉大赋文体之功能应主讽谏而不是夸耀，二是其艺术特征不应该是“极丽靡之辞”，从而做到“归之于正”。扬雄晚年称作赋为“雕虫篆刻”，可能与他在仕途上的失望有关。扬雄曾与刘歆、王莽同时成为“给事黄门”，而刘歆、王莽或因家族之势，或因经术之名，迅速从郎官的地位获升迁，扬雄却是“三世不徙官”。他早年“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98)，献四赋方才成为“黄门侍郎”，成为郎官。其后辞去文学侍从职务，开始潜心于经术研究，申请就学于兰台石室，并在后期拟经撰文。这实际上是经学社会给赋家造成压力的反映。 扬雄后来在应制之赋中探索如何去做到“必以讽”。如《长杨赋》的写作起因是针对哀帝让农民获取野兽至长杨射熊馆，“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长杨》的开篇即是劝诫哀帝“养民”，“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等。《甘泉》隐晦地提及“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齐肃之事”。但言辞不离于淫靡。何焯评价中肯：“‘扬雄以为靡丽之赋至不已戏乎?’此扬子笃论，盖其意虽主讽，而铺陈侈荡，不知所裁，则中人骤悦其辞，反溺其指，希不邻于劝矣。《上林》之作，不若《谏猎》之为益也；然虚词滥说之中，亦寓讽焉。扬子《甘泉》，上比于帝室紫宫，以为此非人力，当鬼神其可是已。”(99)其讽喻之意，正是为了发出思考者的声音，以对抗辞赋沦为娱乐的边缘化地位。 不过，扬雄真正以经学观念的讽喻之心待之的，是后期的一些作品。写于平帝时的《十二州百官箴》，虽名为“箴”，但“以精神代色相，以议论当铺排，赋之变格也”(100)，是对赋体讽谏功能的实践。扬雄借此主动拉近赋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摆脱赋文学沦为精神娱乐工具的尝试。有人认为，“扬雄借助裁文来实现其讽谏的目的，显然是基于以为赋的‘侈丽阂衍之词’遮蔽了赋作的‘讽谕之义’的认识。但是，这种转型对赋体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汉代篇体作者，除扬雄外，尚有崔琦、崔驰、崔缓、胡广、高彪、潘助等人，但留存至今的作品极少，这或许与这一文体的开创者扬雄过于强调其讽谕目的而忽略了其文学性有关”(101)。其实，从当时政治环境的实际情况看来，郎官赋家扬雄的革新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也并非削弱了赋文学的文学性，他是想将赋文学引向“存诗赋之正”的意义。也许，正因如此，扬雄才能够成为史家班固推崇的赋家，也延续了他这种对赋文学价值的认识。 综上所述，西汉赋家的郎官身份，是影响汉赋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武帝时，身任郎官的赋家拥有实际职能，赋作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融入了“颂”的特点；而昭帝之后政治黑暗，郎官赋家不易进入政治核心层，只是成为“修武帝故事”的点缀，赋作的政论色彩随之减弱，沦为扈从娱乐之篇。郎官赋家此时也失去大赋写作方面的创新能力，重新回到咏物赋和个人情思的咏怀。自宣帝时起，郎官系统内更为贵重的经学风气及思潮，积年之后促成了郎官赋家赋体观念上的改变，如扬雄力求有意在赋作中凸显讽谏功能等等。因此，赋家的郎官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变化，一直在影响他们的赋作，并使之展开对赋文体深刻的理论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