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从事台湾文学研究的人，多数是文学史家或批评家，他们凭借宏阔的史观与敏锐的感知力为台湾文学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显见的是，台湾与大陆的文学流向是稍有不同的。当20世纪90年代大陆文学正为书写对象刻意寻求意义的时候，独与统、蓝与绿、左与右、本土化与全球化、现代性与殖民性、国族与性别等沉甸甸的话题，已几近将台湾知识界逼入冲突、分裂的临界点。甚至可以说，一些西学观念于大陆可能是理论的炫目旅行，在台湾则完全是现实处境、生命经验跨洋隔代离奇的验证与呼应。因此，研究者只有从“后现代台湾”、“本土台湾”、“民主台湾”、“本土左翼台湾”、“新殖民地·依附性独占资本主义的台湾”等纷繁的话语中成功突围后，方敢忐忑地为文学台湾把脉，尝试切中问题与症结。朱立立、刘小新是活跃于理论界的学者，他们刚刚出版的《近20年台湾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潮》(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从他们的视野中透视文学台湾，自然呈现出有别于纯粹文学史家与批评家的另一番景象。我将他们的台湾书写界定为“智性言说”就是以此为基点的。
    这一智性言说主要从两个层面介入：一是以发现的眼光对一些颇有影响，但大陆漠然待之的文本进行细读；二是以批判性解读为基础，完成对近20年台湾文艺思潮的历时性梳理。全书也是从这两个层面予以架构的，上编是“近20年台湾的文学创作”，下编则注目于“近20年台湾的文艺思潮”。
    上编的文本细读突出地显示了研究者敏锐的洞察力。哪些作家值得研究？他们的哪些文本值得进一步阐发？在近20年的台湾文学场域中，某一作家及其文本又与系统构成怎样的复杂互动？具体评论的精彩程度无疑与这些问题的解答形成正相关。著作第一章谈论的是王文兴，并重点解读他的长篇小说《背海的人》。显然，对于许多大陆读者甚至研究者，这些都是陌生的。人们熟悉白先勇，但却遗忘了他的“同党”。朱立立与刘小新将《背海的人》放在汉语现代派文学凋零的背景下进行审视，去探究台湾现代派小说的文化政治及其在中国现代主义脉络中的独异价值，并借此窥探台湾现代派文学叙事策略与范式的转换。对李永平《海东青》的评述也是如此。因浓得化不开且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这部作品饱受冷遇。两位著者却赋予了这部作品非同寻常的意义：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文学，忽略了鸿篇巨制《海东青》是令人遗憾的。他们认为，文本中隐含的国族想象与身份迷失，以及以语言形式深深铭刻的解殖意义上的文化身份焦虑和原我文化保护意识，见证了华人知识分子20世纪精神漂泊之路的漫长与艰难。
    这种发现的眼光还体现在对作家局限性的精准把握上。台湾女作家李昂将激进的女性主义意识与历史政治认同融为一体，展现了女性宏大叙事的勃勃生机。这颇得评论界的首肯与赞扬。该书在附和的同时预留了必要的清醒：李昂的本土意识一方面是台湾文学乡土精神的延续，同时又是一种变异与断裂，可演变为一种偏执的意识形态。当爱与包容匮乏的仇恨政治学占据过多的文学空间时，很难想象会诞生出大格局、大气度、真正富有人类关怀和悲悯意识的文学。这种提醒无疑对其他具有浓烈本土意识的台湾作家有着类似的意义。
    下编是以近20年来台湾的文艺思潮为中心展开论述的，而批判性解读构成这一论述的基本前提。以台湾“后学”为例。面对台湾后殖民与后现代主义这对概念，有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一锅煮，将它们统摄于“后学”的大概念中。朱立立、刘小新则敏锐察觉到了它们间的根本分歧。这一区别与切割策略为进一步的批判提供了前提。他们认为，后殖民理论往往被本土化为“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好用的理论工具，成为论证本土主义政治正确的马前卒。凭借这种所谓的政治优势，后殖民话语一度成为台湾人文学科中的显学，幻化为对异质性强力压制的霸权结构。对此，该书有着难得的理论远见，它引廖炳惠为同道，呼吁后现代批评谱系之重建与再兴，以制衡与牵制这一霸权结构。
    对台湾文艺思潮的整体性把握是《近20年台湾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潮》下编突出的特点，也见出论述者老到的理论功力。比如对台湾左翼文学思潮的爬梳就涉及传统左翼、后现代左翼、自由左翼等诸多流向，思路纷繁，非言说缜密者难以为之。其中有关民主左翼的论述对于大陆思想界意义尤为深远。
    整体而言，《近20年台湾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潮》的下编其实为上编提供了思想依托，乃智性眼光之前提；上编则有效稀释了后者的晦涩深奥。两编交相呼应，融为一体，协同标举了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层次的一次完美跃升。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