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书写者不断变化，历史也呈现出不同的版本，真相就在一遍遍修改中变得模糊。但它终究不会消失，因为总有人愿意从档案、卷宗、影像及口述中寻求真相，挽救被遗忘者的记忆。小说女主角蒂娜被问及为何执着于挖掘真相，她如此回答：“我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但是谎言让我发怒，利用谎言的人也让我愤慨。”这或许也是乔莫·卡夫雷的心声。
    1.
    故土，加泰罗尼亚
    乔莫·卡夫雷（Jaume Cabré）1947年生于巴塞罗那，在扩建区巴伦西亚街和柳里亚街角的一间公寓中长大，家中有五兄妹，他排行第四，自小热爱阅读，很早就展现出创作天分。“我会爱上自己正在读的故事，读完的时候我常常感到生气，因为它结束得太快了。于是我就开始续写那些故事。我会写上几天，然后做出一些改变——例如让已经死去的角色复活。”
    在巴塞罗那大学攻读语言学期间，他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1972年，乔莫·卡夫雷大学毕业，也在《Lluc》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印刷工人》（“El tipògraf”）。
    现在他住在西班牙小镇马塔德佩拉，距离巴塞罗那半小时车程。他的住处附近有一片浓密的栎树和松树林，偏僻静谧，适于创作。他说：“我和妻子不想继续留在巴塞罗那生活，它太大了。我们想选一个小一点、更容易掌控的地方，这样我们的两个孩子就可以安顿下来。我现在能够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巴塞罗那。”他记忆中的巴塞罗那并不是现在的面貌。铺满石子的路面变成了沥青公路，自给自足的舒适社区逐渐扩大，构成了如今的庞大都市。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巴塞罗那人，乔莫·卡夫雷始终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加泰罗尼亚语写作。加泰罗尼亚语起源于中世纪的通俗拉丁语，在全球有1200万使用者，其中约800万集中在加泰罗尼亚。这是西班牙最发达的自治区，出口占整个西班牙的四分之一强，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和历史，也有着极强的独立意识。多年来，分离主义者和西班牙中央政府之间冲突不断，剑拔弩张的气氛不仅搅动政坛，也弥漫在社会各个领域。诺坎普球场动辄飘扬着数万面独立旗帜，当地学者和文化界人士积极投身于推广加泰罗尼亚文化的活动。
    19世纪，这里经历了一次独有的“文艺复兴”（加泰罗尼亚语Renaixença），其核心是为语言正名，抵抗当时西班牙中央政府针对下层的“扫盲运动”（实际效果是全盘卡斯蒂利亚化）。这次“文艺复兴”为后来加泰罗尼亚意识的觉醒和语言地位合法化构建了框架。然而来自统治阶层的压制从未停息，西班牙内战后，加泰罗尼亚地区成为严苛文化政策的牺牲品，任何文字作品都不能用加泰罗尼亚语发表，教育、公共活动、广播、电视也全部使用官方卡斯蒂利亚语。很多加泰罗尼亚作家踏上流亡之路，一些人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另一些人留在故土，过着半隐匿的生活。
    加泰罗尼亚文化在高压和夹缝中顽强求生。大批历史学家用加泰罗尼亚语编纂历史著作，语言学家则编定了正字法、语法和词典，小说、戏剧、音乐、绘画各个领域也都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创作者。
    如今，在世的加泰罗尼亚作家当中，乔莫·卡夫雷或许是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的代表作《河流之声》（Les veus del Pamano）和《我忏悔》（Jo confesso）被翻译成二十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热销；他作为加泰罗尼亚文化的积极传播者，频频出现在电视镜头里；各种奖项与赞誉蜂拥而至，他仍旧坚守文学与语言的阵地。
    乔莫·卡夫雷在《河流之声》中曾引用瓦莱里《海滨墓园》中的诗句“起风了，唯有试着努力生存”，另一位加泰罗尼亚作家兼评论家乔安·乔塞普·伊塞恩（Joan Josep Isern）便化用《海滨墓园》中的“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以《恶行，恶行啊永远在重新开始》为题撰文评论，称着力剖析人性之恶的《我忏悔》是“能给作者和他所属的文学带来荣耀的作品”。对于乔莫·卡夫雷，加泰罗尼亚文学界的确引以为荣，五次金锯评论奖、四次加泰罗尼亚文学评论奖、七重天文学奖、加泰罗尼亚文学荣誉奖……
    文学之外的荣誉也未曾缺席。2014年，乔莫·卡夫雷获得巴塞罗那市议会颁发的“巴塞罗那城市奖”（Premi Ciutat de Barcelona），获奖原因是“他在向世界传递加泰罗尼亚文化和历史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同年，他获得加泰罗尼亚地区最高荣誉圣乔尔迪十字勋章。
    
    2.
    憎恨谎言的人
    2004年，乔莫·卡夫雷偶然看到一处荒废的乡村小学，并受到一张旧照片的启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河流之声》。书中的两条主线也由此而来：一条在1943年，佛朗哥高压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小镇；另一条在2002年，女主角蒂娜从即将拆毁的小学寻获一个笔记本，由此揭开了小镇惊心动魄的过往。
    乔莫·卡夫雷受到一张旧照片启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河流之声》。
    这不是作者第一次受照片启发而萌生创作灵感：早年，他看到一张法官步入莱里达监狱的照片，由此想到创作一部设定在1799年的历史小说《阁下》（Senyoria）。这部小说聚焦于当时的巴塞罗那大法官拉斐尔·马索（Rafel Massó），对他而言，法律只有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会生效。乔莫·卡夫雷认为，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会被滥用，这一观点不仅在他的小说中有所体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接受《卫报》记者采访时，他说：“如果没有作恶的人，也就不会有恶。抽象的恶并不存在……权力与记忆缠绕在一起，形成了恶，我对这个过程很感兴趣。”
    乔莫·卡夫雷在青年时代开始写作的时候，他的母语加泰罗尼亚语尚且是一门被禁的语言。在佛朗哥的高压统治下，加泰罗尼亚语的书籍被焚毁，歌曲和戏剧都遭遇审查，连当地独有的姓氏也被迫改变。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整整一代人很难读到加泰罗尼亚语的新作。
    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他强烈的加泰罗尼亚意识，也促使他坚持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写作。正是从这样的现实出发，他构建了《河流之声》的世界。
    乔莫·卡夫雷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及佛朗哥政权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那时候还有审查制度……审查是相当主观的，完全取决于审查者。有一位审查者甚至拿到了诺贝尔奖，就是卡米洛·何塞·塞拉。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审查者。但那些审查者大部分都是无知的人，很容易糊弄过去。”在那个年代，一众加泰罗尼亚作家曾经竭尽全力回避审查。诗人们假借19世纪作家的名字发表新作，或是将多本不同的手稿交给数位审查者，每次都把之前被删的片段恢复过来。但他并不恨那些选择用西班牙语写作的加泰罗尼亚作家，尽管这些人得到的出版机会是后者求之不得的。他说：“在独裁统治下，每个人都在尽全力生存。你没法评价别人。”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在佛朗哥政权倒台后结束。在乔莫·卡夫雷看来，佛朗哥军队的罪行并未得到彻底清算，独裁的阴影也并未完全散去，但各个领域的变化的确在悄然发生。小说《河流之声》描述了佛朗哥去世后，加泰罗尼亚小镇更换路牌的过程：“‘弗兰塞斯克·马西亚主席路’将替代‘佛朗哥大元帅路’。‘马乔尔大街’遮去‘何塞·安东尼奥街’，‘马乔尔广场’替换 ‘西班牙广场’……”随着书写者不断变化，历史也呈现出不同的版本，真相就在一遍遍修改中变得模糊。但它终究不会消失，因为总有人愿意从档案、卷宗、影像及口述中寻求真相，挽救被遗忘者的记忆。小说女主角蒂娜被问及为何执着于挖掘真相，她如此回答：“我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但是谎言让我发怒，利用谎言的人也让我愤慨。”这或许也是乔莫·卡夫雷的心声。
    
    
    3.
    为何写作
    乔莫·卡夫雷被问及为何而写时回答：“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直到我意识到，写作对自己而言是一种必需品，就像阅读曾经扮演的角色一样。有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我通过阅读来写作。作为读者，打开一本书就像是接受作者的邀请，进入作者的思想或艺术风格中。从某种程度上将，写作是我整理和呈现内心世界的方式，我借助的工具就是文学这一伟大的隐喻。”
    乔莫·卡夫雷承认，19世纪文学对他的影响是完全、彻底的。他并不抗拒接纳这种影响。20世纪的作家当中，他特别提到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这三位拉美作家，以及一众经典文学作品的创造者：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乔伊斯（James Joyce）、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托马斯·曼（Thomas Mann）以及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影响颇大的加泰罗尼亚作家则有佩雷·卡尔德斯（Pere Calders）、乔安·佩鲁乔（Joan Perucho）和乔塞普·普拉（Josep Pla）。
    1974年，乔莫·卡夫雷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1976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奥菲莉娅之龙（Ofèlia Dracs）的写作小组，与几位朋友一起探索小说的边界。乔莫·卡夫雷笔耕不缀，评论界的认可连同各种文学奖项接踵而至。从1985年起，他开始为电视台编写剧本，并由此涉足影视行业。
    1996年，乔莫·卡夫雷将自己刚刚完成的一本小说拿给朋友先睹为快。书名叫《宦官的影子》（L'ombra de l'eunuc），以第三人称写就，讲述在政治高压年代，一个男人最初并未打算参与地下运动，却因为身边的人被捕而被迫卷入其中。卡夫雷的朋友读过之后，认为应该用第一人称讲述。卡夫雷试着改写，却发现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第三人称视角。他随后意识到，自己可以同时采纳两种视角：“我可以在第一人称视角下放大，再以第三人称视角缩小。这样读者就会知道我的关注点在哪里。”
    这种独特的写作手法延续到了《河流之声》中，人称的转换和时空的跳跃随时发生，读者在开始阶段会困惑，但进入故事之后，很快就会被两条时间线的交错吸引。乔莫·卡夫雷的文字有福克纳式的节奏，也像是拉美文学第一次爆发期的一声回响。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但他拒绝自我归类：“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喜欢被预设的想法包围，哪怕这些想法对理论家来说很有趣。我不喜欢自我解析。文学对我而言，是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由作者、读者、评论者组成。”
    事实上，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界都热情地肯定了他的写作才华。德国的《明镜周刊》如此描述他的代表作《河流之声》：“伟大的加泰罗尼亚作家乔莫·卡夫雷以迅疾的笔锋辗转于多变的视角之间，从不同的时间层面描绘了戏剧性的事件，完成了一幅西班牙自佛朗哥时代至今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图景。”《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这是一本每个作家都渴求实现、但鲜有人能写出的伟大作品，它牢牢吸引着读者，将他们诱入一个独特的道德与情感世界中。”《河流之声》在德国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仅此一种译本就达到45万册销量。在当年法兰克福书展上，这本书是德国知名出版社苏尔坎普最看重的作品，乔莫·卡夫雷回忆：“是一位懂加泰罗尼亚语的德国版权代理读到了这本书，他非常喜欢……然后推荐给了苏尔坎普。他们觉得这本书文学性颇高，题材也会吸引者。”
    乔莫·卡夫雷用加泰罗尼亚语写作，但他的立场和视角并未局限于这一地区。“我知道自己隶属于一种具体的文学，也就是加泰罗尼亚文学。但我是在为读者而写作，我的读者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位读者。”“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遇到对我的作品感兴趣的读者……如果你意在使故事具备普适性，那么它所处的局部环境就不再重要。这是我努力去做的事情。”《河流之声》之后，他又花费八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汇集善恶、爱恨、艺术、宗教、历史诸多元素的小说《我忏悔》，勾勒出一幅20世纪欧洲的壮阔图景。书中角色无人能免于“恶”的纠缠——这种恶，既包括纳粹的残暴之恶，也包括每个人因执念而生的阴影。
    在人性之恶面前，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又有何为？乔莫·卡夫雷在为小说《冬日之旅》（Viatge d'hivern）录制的采访中回答：“艺术可以抚慰人心。它并不是个解决方案，而是对人类的一种帮助。它让我们明白，在种种残酷之中，未来仍然存在。”
    他选择以写作的方式思考、生活，也始终保持着清醒与警惕。“我从未觉得自己占有了真理，最多只是提供一些观点而已……一些人被我的作品吸引，一些人并不喜欢，还有的人无动于衷。时间会挑选出一切，而我会竭尽全力面对尚未填满的书页，这是我真正的热情所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