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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疑惑不解。如果说寻找理论的普适模式是以往理论——从远古时期就已开始——的共同冲动，而至当代，特别是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要冲破以至打碎模式束缚的浪潮汹涌，但是，无论怎样挣扎却很难摆脱。对一些人而言，任其理论上如何坚定，但结果还是难逃宿命，走上了模式之路。刚才说到雨果的生猛，要打碎一切规范和体系，而实则是想建立浪漫主义的规范和体系，且余响至今。解构主义的生猛远胜于浪漫主义，罗兰·巴尔特清算自己的愚蠢：妄图从一粒蚕豆里见出一个国家，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模型，然后从这些模型里得出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13)。然而，他不是也在制造解构的体系以至思维方式，由此打造自己更宏大的体系和模式吗？这话用来批评米勒似乎一语中的，米勒不就是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模型，并得出一个叫做“重复”的宏大叙事结构吗？特别是在具体的文本阐释过程中，在实践自己的规范和方法的时候，那更是破绽百出，时时落入制造规范、践行规范、企图用规范统领天下的窠臼，立场与模式呈现了尖锐冲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探索和寻求文学生成和演变一般规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能不能创造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普适的，是对任何一种理论和任何一个文本的阐释都将有效，这样的企图是否正当，是否能够实现？这要回到本质主义的问题了。在今天的文论界，本质主义不仅早已过时，甚至有些臭不可闻了。从柏拉图开始的对事物的本质追索似乎已被20世纪的前卫思潮打得粉碎。然而，我坚定地认为，对本质主义的完全否定，其结论做的还是太早。我从来都赞成，对人类理性的意义要认真评估，对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连续与断裂、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认识，也要依据现代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但是，理性的根本作用是无法否定的。没有理性的进步，人类没有今天。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对现象背后底蕴的探究，对事物发展的未来预测，是一切理性行为的根本指向。曾经风起云涌的非理性思潮和学说，本身就是理性的张扬。没有理性，非理性如何被发现和表达？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各种主义，反理性、反传统，自有它们的道理，但如果说某种什么具体的理论能够彻底反掉理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反掉理论的必要与合理，似乎没有出路。国内学界介绍和推崇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上风上水，而德里达的没落，众多理论家对他的批评却难见张扬，这本身就是不完全的，就是一种误导。回到关于前置模式的讨论上来，对生动活泼、变幻无穷的文学实践而言，固化的模式无法承担阐释的责任。但是，据此否定对文学规律的一般性认识，否定对文本的确当性阐释，是非理性的。重要的是，要找到它们之间的限界，合理的本质性认识与僵化的本质主义，具有实践意义的规律总结与主观臆造的生硬模式，其区别和调整，正是当代文艺理论应该开拓的方向。不知各位先生赞同否？ 春天已到，万物复兴。我相信，各位先生努力一生的当代文论也会和春天一道生气勃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