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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密有间的艺术手法 茅盾曾说：“《山乡巨变》续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在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来越洗练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件小事，亦颇幽默可喜”。何止是续篇呢？我认为整个《山乡巨变》都是处处“紧锣密鼓”，处处“轻松愉快”，又处处“幽默可喜”。这种艺术境界的实现，不少是通过民俗的描写而获得的。 因为《山乡巨变》所写的是围绕土地所有制而展开的公与私，新与旧，个人与集体，先进与保守的极其复杂的矛盾纠葛与冲突，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作者以其生花妙笔和艺术匠心将这些矛盾变为了一个个精彩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波澜起伏，张弛有致，却又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和地域特色，而大量的民俗轶闻的描写又起到了和缓矛盾、和谐气氛的作用。 比如：善用心计的王菊生(外号菊咬金)不愿入社，害怕刚刚入了社的原来的老朋友陈先晋和社里干部来“劝他”入社，“找他麻烦，耽误功夫”，他因为“懒得与他们劳神”，就装病“扯痧”。“装病”被邓秀梅李月辉揭穿后，又和堂客商量“相里手骂”，王菊生假扮要积极入社，而堂客却“拖后腿”。当社长刘雨生来他们家，便马上演了一出夫妻反目假戏真唱的闹剧：先是相骂，后要离婚，继而相打，女的披头散发，脸被男的“掠了一下子”，又被推了一把，便顺势倒在地板上，翻来滚去，号啕大哭并破口大骂：“打了我，你会烂手烂脚，捞不到好死的，你会爸死，崽死，封门死绝，你这个遭红炮子穿心的，剁鲁刀子的”。一边骂，一边跳起来往外奔跑，要去跳水，一时之间王菊生的屋闹成一锅粥，大人吵，小孩哭，邻居劝，骂的骂，哭的哭，喊的喊，劝的劝，沸沸扬扬，气氛甚为紧张，此时作家又别具心裁引用了“老鸹子”，“落水鬼”等民俗禁忌，使沸腾的场面“降温”。一方面紧锣密鼓，一方面又轻松幽默，既真实地表现了合作化时期人们复杂的心理状态，又显示了新旧交替时期关于禁忌、迷信方面的民俗在不同人们心中正在起不同的变化。 次如：桂满姑娘在坏人的“挑拨”之下，误以为自己的男人谢庆元同刘雨生离了婚，刚同符贱庚结了婚的贞满姑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因而两位“儿时的游伴”，“从前的朋友”却成了“现在假想的情敌”，并在桂满姑娘的“小小的地坪里”，发生了“武装冲突”：一个举起锄头，一个扬起竹扫把子；一个精精致致，一个披头散发；一个骂你“发疯了”，一个骂“我没有疯，有人倒臭了”；一个骂“你这个东西，太混账了”，一个骂“我混账，我不是东西，男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自己老公才走了不几天，就又忍不住，出来寻野老公了”。双双举起高高的“武器”，暂时都没有落下。桂满姑娘因为怀疑对方勾引自己的丈夫，因而骂对方：“我怕你这婊子婆！”贞满姑娘因受了侮辱以更重的语言还击：“我怕你这婊子屙的！”“我一家伙打烂你的狗脑壳！”桂满姑娘动动扫把骂了一句，但眼睛紧盯着锄头，生怕它挖下来；因为在武器上扫把毕竟抵不住锄头，而手握锄头的贞满姑娘在武器上略占上风，骂语也硬绷些：“我一锄头送你见阎王！” 但是，双方毕竟都是女人，比起男人来，要斯文多了，尽管双方剑拔弩张，但却只停留在“不动手脚，光斗唇舌了”。会计李永和捡起一根树棍子，从中一拦，把双方的武器一下子架开，双方也就偃旗息鼓休战了，而作家却用陈先晋与亭面糊两人的“抬杠”，用民间轶闻对这场“武装冲突”进行评判： “由她们去，”来看热闹的亭面糊宽心地说，“打不起来的，堂客们只一把嘴巴子。” “也不见得，”跟着赶来的陈先晋说，“听老班子讲，同治年间，我们陈家有一位堂客，长一脸横肉，打起架来，两个男人都拢不得边，人来猛了，她就扑上，用嘴咬人家的手。” “还不是离不开嘴巴。”亭面糊巧妙地把人家的话作为自己的主张的证明。 这里陈先晋听老班子讲的“同治年间”“陈家”的“一位堂客”“用嘴咬人”，就是民间的轶闻趣事。正好被亭面糊“巧妙”用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明材料，显出了“面糊”并不“面糊”，而且在“斗嘴”“抬杠”中却有几分机敏，因而就特别显得滑稽可笑。同时使得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轻松了，既合情合理，又幽默风趣。 整个《山乡巨变》把全村十几户人家，30多个主要人物的许多故事编织起来，看似“凌乱”实则灵活，完整，有序，各个故事之间往往用一两个民俗故事或民间传说或歌谣童谣来隔离，使整个作品疏密有间，井然有序，既“紧锣密鼓”，又“轻松愉快”，充满幽默可喜的喜剧味道，而民俗却是这一喜剧风味的绝不可少的调味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