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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中解放的批评 张江：影响读者，引领受众，这本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最近这些年，文学批评的这一功能已大大弱化，甚至已经丧失。批评需要服务于大众，这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在现有的机制下，批评家当然可以通过寄身高校，高枕无忧地打造没有大众的批评。但是，有一个道理必须清楚，任何一个学科，如果只是少数人的职业，它的生命难以长久。“有为”才能“有位”。文学批评，只有在社会文化生态的建构中有作为、有价值，社会才会赋予它地位和尊严。 曹文轩：文学批评是面向文本、面对现实的实践，对于读者而言，它更是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创作，犹如在繁荣而缭乱的土地上描绘地图，并把它呈现给普通的文学受众。一个读者是否接触文学、如何接触文学以及接触怎样的文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学批评。 过来人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更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那些新锐的面孔和大胆的论断，是多么让普通读者陶醉，也让作家着迷。一篇最初让人大惑不解或者让人“气闷”的作品，可能就因为若干个敢于推介和评定的批评家，成为被反复讨论和传颂的经典。文学史上，“朦胧诗”“寻根”或者“现代派”之所以能成为具有社会影响的文学思潮，与批评家的参与和推动密不可分。 无论以何种方式，批评终究要并一定会影响和引领读者。可以说，与读者和作家的密切互动，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之所以辉煌的重要原因。建立与读者的关联是文学批评无法逃避的责任，也是它存在的根基。 伴随中国文学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整体学科化、学术化和学理化的大趋势，文学批评变得日益严谨。但毋庸置疑的是，“学院化”之后的文学批评慢慢变成了一整套“请神”仪式，只有经过对东西方理论大师的“请神上身”，开口说话才有底气。于是，文学批评变成一门独立而生僻的“学问”，并开始对读者丧失影响力和亲近感。一方面，这种“学问”对于作家的帮助不大——作家从这样的批评中获益甚微，甚至还制造误解；另一方面，对于职员、老板、农民工等读者来说，又为什么要阅读一篇艰深晦涩到犹如黑话的“批评”呢？ 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当对普通读者产生积极作用。沦为小圈子的玩物，是批评的悲哀，也是文学的悲哀。掉书袋，玩术语，纠缠于一些云山雾罩的概念，会失去与读者的联系，并会加剧文学的危机。真正的批评首先要直指人心、给人力量，使普通读者也可亲可感。 自然，批评的风格应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只是千部一腔的公共文体。例如，可以有一种本身也是艺术品的文学批评。这样的批评除了指出我们的审美理想，它本身就具体地呈现了我们的审美理想。它对人的影响不仅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像启蒙的光，但又像不断自我生长的植物根系，是随着反复阅读品鉴而不断向下深化的。批评要好读，要耐读，尤其要有在阅读中不断展开的复杂韵味。这样，文学批评才能把理性和感性、知识和感觉、艺术性和社会性统摄起来，成为既影响作家又引领一般受众的文本。 张江：时下，批评发生了严重异化。它的发展逻辑已经不再是“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批评”，而是“批评家需要什么样的批评”。需要维系“友情”的批评，于是批评就成了无原则的“好好先生”；需要评职称的批评，于是批评就成了按照所谓学术规范“集成”的呆板文章；需要满足理论欲望的批评，于是批评就成了理论的注脚或佐证。凡此种种，都有悖于批评的本义。让批评从这些世俗的或非世俗的工具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文学自身，是批评发展的希望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