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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者，都能注意到文本的“不可靠”问题，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却有不同的学术目的与研究理念。西方汉学家的主要考虑因素是接受者（即读者群），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是想力图还原“原始文本”，在更接近“原始文本”原貌的情况下尽可能将个人的研究符合西方学术传统。他们非常在意读者与社会对其研究成果的认可程度，较少考虑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悠久而产生的文本“完整性”与“碎片化”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古代中国的学术影响。当然，更不可能关注到古代文本蕴含的历史价值及其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当下意义。大陆以及其他亚洲汉学家研究则与之相反，他们更多关注到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造成的各种影响。这就决定了大陆与亚洲的文本研究，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无论大家承认与否。如何将西方汉学家与大陆及亚洲汉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理念结合起来，也就是将“学以致用”与“世道人心”的研究相结合，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定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文本研究的方法、出路与学术功能。文学文本无法拒绝不断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过程，其文字不断被讹传、误读、伪造与转换，在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不同的受众那里，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那里，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符合文学的基本规律；简单地依据不同版本、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差异考证孰是孰非，可能符合历史文本的规律，但未必完全符合文学文本的衍化进程。 文学文本具有不断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过程，预示着文学研究的出路，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文学文本被“完整性”与“碎片化”的原因、历程，总结文学文本形成与衍化的基本规律，方法可以是“文献呈现”，也可以是“理论阐释”，但无疑都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如果说，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文本的自我完善、自圆其说相对应，文学文本的“碎片化”则与文学文本的自觉反动、自我更新相联系。文学文本的接受与传播之类的研究，显然与“完整性”或“碎片化”的文本有关。但是，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具有明确的学术目的甚至政治意图，即文学文本的这种特征，都是为了将产生于“古”的文本，尽可能满足现实的政治、社会、学术或文化需求。“古为今用”、“学以致用”，是文学文本“完整性”与“碎片化”的内在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要适应文学文本的这种变化规律，就必须注意使自己的学术研究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即古代文学研究，也要关乎“国计民生”与“世道人心”两大主题。 文学文本的“不可靠”，会带来两种研究倾向：第一，为了尽可能保证材料的“可靠性”，文学研究者会尽最大可能尝试不同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例如，仪式、口传、图像、音乐文学研究等；第二，“不可靠”主要是针对文献而言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研究者有时候会避开文献，去进行纯理论研究。问题是，既然“书于竹帛”的文本都“不可靠”，那么，仪式、口传、音乐、图像等呈现的文学材料(2)，由于具有更大的随意性被“完整性”或“碎片化”，似乎更加“不可靠”；而理论是建立在材料分析基础上的，如果文学文本“不可靠”，由此衍生出来的理论又具有大多说服力和生命力，也值得怀疑。例如，“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证实的文本是可靠的吗？如果地下之材料是在“不可靠叙述”基础上产生的，那“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结论不也令人怀疑吗？那些与“三重证据法”相关的传统治学方法，或者是由西方舶来的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因为文本问题，其使用不一样需要慎重吗？ 对于清儒以来的文献考订、文字校正等方法，我们也需要从辩证的角度去认识：一方面，我们可以追寻与考证出任何文本中某字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那些看似窜改、舛误之字，恰恰是为了满足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需要，属于后人故意为之。脱离历史语境与时代背景，仅仅局限于文字正误的考订，而不顾及文学文本“完整性”或“碎片化”之余的学术与文化考量，是不科学的。 我们的反思，并不是将大陆与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一次“大洗牌”，或者一棍子全部打死(3)。我们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何况，如果我们陷入无条件、无原则的“疑古”，而文本的“不可靠”现象又确实存在，那么文学文本的研究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但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只是一个相对概念。“绝对不可靠”的文本，一样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对可靠”的研究空间；看似“可靠的”文本，也可能存在很大问题。关键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如何理解与使用文本。任何看似“原始”的文本，未必是文本的最初记载。“原始”是一个相对概念，文本的“可靠性”也是相对的。处在特定历史与学术背景下的研究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文本的不可靠性”，而无法选择其“可靠程度”。将“不可靠的文本”，放在它本身所处的历史与学术环境中，它无疑是“可靠的”。 可以说，文学阐释允许多义与多向，文学形象允许衍生与嫁接，文学文本具有不断被“碎片化”、“代文本立言”的特征，这为文学文本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经史文本的“不可靠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例如被“完整性”与被“碎片化”的时代），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后来研究者来说，这种“不可靠”就转化成了“可靠的文本”。文学文本尤其如此。在特定的“完整性”或“碎片化”时代，当文学并不关注“实录”，而是更关注“审美”的时候，“不可靠”的文本，就成了研究者“可靠”的研究对象。 古代文学文本产生之后，文学文本的首要特征，并非历史文本的“实录”性质与经学文本的政治教化功能，而是能打动人心，触发不同读者产生相似的情感联系，从而去追求崇高与优美之心的文学审美力与鉴赏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断被“碎片化”，或者说“不可靠”，恰恰是文学文本的典型特征。而从学术发展与进化的过程看，“碎片化”与“完整性”，是各学科各种文本的共同特征。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中，都普遍存在这种学术特征与研究倾向。这在将学术成果符合与时俱进的历史潮流或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原始文本”的“失真”与“新思想”、“新文本”的不断“衍生”。所以，“不可靠性”，是一切“次生文本”的共性，也是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学术研究的“求真”、“求实”、“求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在认识到“原始文本”与“次生文本”的差异之后，还要注意到“次生文本”的确适应了它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政治要求的事实。惟其如此，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不断进步。 （本文曾据外审专家意见修改，特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