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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在《诗经》中，是以正面形象用来比兴的，例如：《国风·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国风·邶风·匏有苦叶》：“渳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国风·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有兔爰爰，雉离于罦”、“有兔爰爰，雉离于罿”。《诗经·小雅·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等等。《诗经》多采自民间，在先秦上层贵族纠缠于“雊雉升鼎”的灾异时，从民间视角看到的却是“雄雉于飞”、“雉鸣求其牡”等祥和景象。如在贵族屈原的眼里，“雉”是卑下的形象，其《怀沙赋》称：“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起码在先秦或者汉初，民间与贵族心中对“雉”的价值判断是有差异的。 “雉”的地位发生转化，主要在两汉之际。当时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否是造成“雉”的叙事文本发生变化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此后的文学文本，完全接受了“白雉”形象，则是事实。班固《两都赋》后附录五首诗，其五为《白雉诗》。《两都赋》称：“主人曰：‘复位，今将授子以五篇之诗。’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9]班固在此将《白雉诗》与《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并列，而后四者皆政治权力象征，可知“白雉”在汉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同时，班固将《白雉诗》等五首的辞赋成就，比作扬雄、司马相如，这是将《白雉诗》五首提升到了很高的文学地位。如此，“白雉”在政治与文学形象上完全被神圣化，进入文学文本成为被关注对象，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如左思《蜀都赋》：“白雉朝雊，猩猩夜啼。”《吴都赋》：“白雉落，黑鸩零。”都具化为单个的文学形象，缺少了政治意味。 魏晋之后，士人多以射雉为戏，潘安《射雉赋》是以文学形式对此类活动的表现。“雉”的政治地位可能发生了变化，但其一变而成为人文笔下自由的化身，即使潘安射雉，眼中也是此种景象：“天泱泱以垂云，泉涓涓而吐溜。麦渐渐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鸲。”这当然是一种文学表达，并无政治或文化意义，且此种文学形式，在此前已有出现，如马融《长笛赋》：“山鸡晨群，壄雉晁雊。求偶鸣子，悲号长啸。”曹丕《善哉行》：“野雉群雊，猴猿相追。还望故乡，郁何垒垒。”张华《杂诗十首》：“泽雉登垄雊，寒猿拥条吟。溪壑无人迹，荒楚郁萧森。”皆是。 “白雉”比兴，还带来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即《雉朝飞操》（一曰《雉朝雊操》）。其本事可能有不同说法，但在此类文学样式中，“雉”完全被文学文本“碎片化”，成了一种文体的代称。西汉扬雄、齐犊沐子曾论及《雉朝飞操》来源；而宋鲍照、梁简文帝，甚至包括唐代的李白、韩愈都有同题作品。这样的话，从“越有雊雉”到“雊雉升鼎”，再到“白雉”，再到“飞雉”，再到“雉朝飞操”，这个概念不断与经、史文本剥离，其形象不断被“碎片化”，最终完成了从单纯的“知识积累”或“信息传递”到“文学审美”的升华，并且最终定型为一种新文体。 从《诗经》到班固《白雉诗》，再到曹丕、左思、张华、萧纲，甚至直到李白、韩愈，他们作品中都出现了“雉”的形象，但其心目中的“雉”却有千面，每个人想象与描写的理想各不相同。这就形成了“雉”的不断被“碎片化”。文学文本就具有这种不断衍生或再生的“碎片化”特征。我们强调文学研究要“回归文学”，其意义亦在于此。从理论意义上分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在经历了从“事件记录”到“故事转述”、从“现象叙述”到“内涵阐释”、从“真实叙述”到“虚拟代言”的一个过程之后，必然形成全新的“文学文本”。这种“文学文本”，是结合“经史文本”的“原始文本”与“次生文本”，并运用文学修辞手法进行加工、改造之后产生的。它较少关注经史文本之“真”，而更关注文学文本之“美”。二者的主要联系是：文学文本的“完整性”，部分承担了经史文本的“政治教化功能”，但也与文学文本的“碎片化”过程一样，同时具有抒情、说理与叙事的功能，具有远离政治、靠近人心与情感的倾向。尤其是从政治神坛上被“碎片化”下来的文学个体形象，文学审美力逐渐增加，政治教化的功能则不断减弱。这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驱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