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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湖二集》卷三十三《周城隍辨冤断案》中一徽商见捕鸟人所捕之鹊“鸣声甚哀”，起怜悯之心买鹊放生；《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谈侠》中徽商程元玉则替素昧之人代付饭钱。这些小说和传记共同展示了徽州商人重德崇义的文化性格。 二是尚“文”。崇尚文化，是徽州人的文化性格，也是书香徽州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对于徽州人崇尚文化的性格，传记文学和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都有描写和表现。李维桢《程翁吴媪墓志铭》中写了一个叫程子彬的徽州人： 公之学于儒也，以孤夺之；良于贾也，以儒缘饰之。米盐烦碎，舟车委顿，小间，未尝不持一编咿唔。旁人窃笑之，公不顾。而最喜为诗，情景所会，长篇短咏，骈衍丰沛。新安人工于诗者王仲房、吴次鲁、方仲美辈，披襟领契，上下其音，具在《率滨社稿》、陆鸿渐《茶经别录》、《新安文献集》中。卒之前数日，犹为诗二章，以寿其友人；诗成而歌之，锵然如出金石。[41] 这位程子彬虽然经商，却醉心于读书吟咏。只要有一点点时间，都“持一编咿唔”，乃至招来别人的“窃笑”；在去世之前的几天，他还作诗两首。袁中道《吴龙田生传》中写了一个叫吴文明的徽商： 公外朴拙，而胸中了了。中郎游广陵，公乐与亲近，尝云：“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中郎也爱其贞淳，有先民风，与之往还。每得中郎一纸，即什袭藏之。予过广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纳贽从游。予校新安，长君竟入新安校。[42] 这位徽商外表淳朴乃至拙讷，但其实并不笨。他特别崇尚读书人，见到海内名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让两个儿子跟随袁中道学习。 明代白话小说中，对徽商多有鄙薄，《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五《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椽居郎署》写道：“原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这实在让徽商的形象大打折扣，也反映了一部分徽商的品性。但话本小说也写了不少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性格。他们曾经习儒、业儒，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徽商潘甲弃儒经商；《生绡剪》卷十一《曹十三草鼠金章 李十万恩山义海》中徽商曹复古父子二人皆精通经史，因家道清贫而弃业借银经商；《一片情》卷四《浪婆娘送老强出头》中徽商程生生十岁入馆，至十八岁毕姻经商，整整读书十年。这些徽商曾为儒生，由儒而商，儒家典籍教义在其身上有着无法磨灭的痕迹。小说还写到徽商特别注重教育子弟，以及他们对读书人的敬重，《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吕大所失之子即被徽商陈朝奉买去，“伴小儿在学堂中读书”。《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徽商陶公遇中举赴任途中落难的苏云，将其带回家中，教授市学，给以“安身之处”。《醒世恒言》卷三十二《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中徽客韩翁“雅重斯文”，江湖行商本应最忌生人搭伴，而黄秀才落水求救又请求搭船时，韩翁“见是单身秀士，并不推拒”。《醉醒石》卷四《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中徽商程翁“自道是贾竖，不深于文墨，极爱文墨之土”，不仅“儿女自小就请先生教学”，还“先为儿子娶一儒家之女，又要为女儿择一儒家之男”。凡此，都构成了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身影。 三是具有豪侠精神。对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学术界研究已经很多。但对其中的“豪杰精神”，就笔者所见，只有肖倢夫、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43]一书专列“狂者胸次与豪杰精神”予以论述。笔者认为，晚明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个性解放思潮的激荡，“豪杰精神”或豪侠精神的确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精神向度。就徽州人而言，诸多的真人真事和文学传载也折现了这一时代的精神动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方山子郑作》： 作，字宜述，歙人。读书方山之上，自号方山子。已，弃去为商，往来梁、宋间。时时从侠少年，轻弓骏马，射猎大梁薮中，获雉兔，则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饮，垂鞭而去。[44] 这位叫郑作的徽州人，至少在钱谦益眼里是一位有所成就的诗人，小传还写到他“为诗敏捷，一挥数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门下，论诗较射，过从无虚日”。然而，他显然不是那种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很高社会地位的士子，他不是那种雍容悠闲的文化姿态，他读书，又经商，还有诗歌才能，但他任情适性，特别具有那种豪侠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