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比较关心孔庙史以及释奠学方面的问题，所以近来的阅读主要是围绕《礼记》《春秋》《论语》《史记》《汉书》以及《大唐开元礼》《泮宫礼乐疏》《五礼通考》等经史文籍。
    孔庙史其实涉及两个主要的面向，一是祭祀孔子的典礼在现代还有何种教化的意义？一是孔子在其身后历史地位的辛苦曲折！“释奠”本是在孔子诞生之前便已存在的古礼，主要是古代的学校于始入学与每学期之初祭先圣、先师的典礼。在孔子死后，经过了曲折起伏的演变，才在历史中形成以孔子为轴的释奠新礼转化成型。不论在这个典礼中是视孔子为“圣人”还是“先师”，这个发展我认为得来不易，至少为华夏文明的主轴定了基调。孔子的身后地位史，由布衣到圣师，其实极为复杂。从子贡开始，便对鲁哀公在孔子逝世后的礼遇规格有所讥讽。孔子生前在鲁国已是国老，按礼鲁公应当在孔子丧礼中亲至孔府行祭以致敬，但鲁哀公却仅送了一篇诔文，子贡对此讥讽确实有其当代的脉络，决不止于是一份门弟子的感情而已。
    到了汉代，虽然汉武帝时已独尊儒术，博士守学与传学皆以六艺为主，但是孔子身后的名号，其实在汉人称呼中仍然仅是“布衣”，一直到汉成帝时才因大臣匡衡、梅福之议而被封为“公”，而这还是因为孔子为“殷宋之后”的理由。到了汉平帝时，借着王莽受封为安汉公的机会，在一批新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努力下，将孔子封为“褒成宣尼公”，直至此时孔子才真正得与周公平列，并称“周、孔”，与古圣王同列“圣人之域”的殿堂。
    历经六朝，在中央政府中所形成的庙学合一之制，虽然开始仿古制以制作释奠新礼以祭祀孔子，但是这个释奠孔子的祭礼的等次仍仅是“中祀”而已，因为是中祀，所以中央政府不是派主管学制的“太常”主持，便是由皇太子主持。直到唐代，历经武德而至贞观，国学中的祭祀之典，仍然在以周公抑或孔子孰为“主”中纷歧未决，逮唐太宗将国学定制，才将孔子作为国学中的庙祭之“主”，并以颜渊配享而定谳。但祭祀孔子的释奠礼仍然还是属于“中祀”，决非我们今日所想象的国典大祀。“上祀”的形成必须要到唐玄宗时，才刻意将孔子封谥为“王”，此乃因为王者方得以在庙中位次南向，而主祭者便以王者受祭之制来举行释奠孔子的上祀之典，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佾舞之数仍是六佾也就是三十六人。
    我自己在阅读中逐渐理解了孔子的庙祭及身后地位之历史后，不免多所感慨。每一个朝代开国都要经历“由武趋文”与“由富而礼”的阶段，无论世势起伏，一种以“人伦”为主的教化天下之策从未改变过，历朝的倡议者与决策者其眼光也必在京师与阙里的联系间思考。我自己是尊敬孔子的，因为我也是老师。我读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以及《论语》，也会有司马迁瞻仰之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学生能够怀抱志向志节，传承师生之情与师生之统，那么，一种非血缘性所构成的华夏文化传承，在历史中早就形成了；而另一条华夏文化传承的主轴便是祭祖，由父母祖先／儿女子孙所联系出的一条血缘性传统，与师生之间的非血缘性传统，共同构成了华夏历史长河中绵绵不绝的两条主轴。若孔子所传下的六艺经典以及人伦教化，到今天都还是一个家、国、世界的至情至理至性所源出的所以为人做人成人之道，那么，孔子为至圣为先师为素王的历史发展过程，便应当为我们所正视珍惜。我每年必至曲阜阙里开会，千里迢迢，其实并非为了会议，而是为了我称之为“朝圣亲孔”的底蕴，每年的九月廿八日，人静夜中，独步在曲阜街道上，想的便是何以汉唐时代大臣与主事者能有此视野将孔子身后地位提升上来，何以曲阜不能成为一个直接隶属于古代的礼部区划，或是文化视野上与京师若干部会同级的一个代表东方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值此东西交会的时刻，在我所知所见西方汉学家们已经陆续将四书与五经译为多种文字以研究的时刻，在紫气东来的际会时刻，孔子，在其身后的历史上，能否再一次出现与孔子起落地位等级相映的不凡时刻呢？
    （作者系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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