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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隐微与显白 《欧拉》是一个内蕴丰盈的生命体，显白意义与隐微教诲为其一表一里。两者一开一合、一呼一应，在呼应流转中形成了微妙的张力。通过字里行间的阅读法，漠视宗教、迷恋地方主义、消极避世等显白意义背后所隐藏的隐微教诲缓缓浮出水面，并由形态模糊逐渐变得轮廓清晰，从声音柔弱渐渐转为明朗洪亮，最终汇集成一个浩大的声音喷薄而出：以“战时思想不在场”的无辜身份做出重建战后欧洲文化的宏大努力。 《欧拉》结构的搭建、内容的取舍和研究对象的选取分享了显白之义，即对基督教的冷淡漠视、对地方主义的狂热迷恋，以及对暴力的默许纵容。具体而言，在全书的结构搭建上，库尔提乌斯取消了基督教这一支柱，仅谈古典的古代。而这两者正是构成西方思想不可或缺的两端。库氏在《欧拉》中没有为基督教专辟章节，他对“基本的基督教现象”的漠不关心使马尔基尔大为惊呼。而在结构上缺失一端的《欧拉》在读者中所引起的直接接受效果即表现为“关注猿喻的读者比关注哲罗姆或奥古斯丁的还多”[7]，库氏对神圣教父传统游而戏之的态度使沙蒂永错愕失色，甚至义愤填膺。库氏对基督教的忽略呈现给读者一重显白之义：库氏本人对宗教兴致索然。然而，基督教并非库氏所漠视的唯一内容，在当今学术界大为流行的批评术语，诸如“他者（the Other）”、“多样性（diversity）”、“边缘性（marginality）”也被库氏拒斥于《欧拉》的殿宇之外。令人眼花缭乱、更迭不穷的流行学术术语正是在欧洲文学与异域文学碰撞、融汇、重生的产物，而库氏对流行元素的排斥无疑显示了他对欧洲之外的文学顽固抵触的“事实”。更有力的佐证在于，库氏执拗地将凯尔特文学、日耳曼文学、拜占庭文学以及希伯来文学排除在外，而独尊欧洲文学。视欧洲文学之瑰丽无与伦比，体欧洲文学之精深高不可攀。这一“霸道”做法彻底强化了库氏在读者中的自恋形象：《欧拉》是一个极端自恋者炮制的、具有浓厚地方主义色彩的狭隘之书、断裂之作。此为《欧拉》另一重显白之义。第三重显白之义与其研究对象密切相关。库氏主动疏远了当代文学，而顺着时间隧道越走越远、越走越暗，直抵中世纪拉丁文学，并于此扎寨安营、铺纸就章。在恐怖和迫害的逼近中，库氏退居到历史的墓穴中，甚至在自己不光彩的退缩状态中觅得了“隐于市者常乐”的悠游自在。读者在库氏墓地徘徊的步履中看到了他对强权的畏缩、对暴力的默许和纵容，以及对崩坏的欧洲文化秩序的冷漠。而这也正是库氏在《欧拉》中呈现的第三重显白之处。 然而，库氏在《欧拉》的字里行间又呈现出种种矛盾之处，集中体现于两处：《欧拉》在偏狭的地方主义色彩中却执着于欧洲的统一，在退回历史墓地的冷漠中却敢于发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而这两处矛盾正是解读库氏隐微教诲的关键所在，它恰恰是《欧拉》所呈现的策略：以退为进。既为自己提供“战时思想不在场的证明”，从而在日益升级的公众骚乱中保障个人安全，又慧黠地传达了库氏隐秘的意图：重寻拉丁中世纪的人文主义，以此替代弃智倾向、纠偏德国的野蛮化；证明欧洲文化同源发于罗马象征体系、同根生于拉丁中世纪，以此消减二战引发的民族矛盾、重建战后统一的欧洲文化。 质言之，《欧拉》以模糊和矛盾的写作方式在呈现显白之义的同时，隐晦地传达了其隐微教诲，即以“战时思想不在场”的无辜身份做出重建战后欧洲文化的宏大努力。显白在《欧拉》中昭昭灵灵，隐微在《欧拉》中藏头露尾。两者一隐一显、一应一和，使《欧拉》的写作方式颇具技法性。 库氏让自己于深渊中不断下降，直至停留于拉丁中世纪这一古老的意识层面，并热切渴望复归罗马象征体系这一诗意故乡。面对战后支离破碎的欧洲文化，库氏忧伤成疾、结想成梦，以朝圣罗马的虔诚之心写作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正是一部忧思之书、怀乡之作。其间涌动着寻找母体的焦虑感、沛然的生命力以及核心精神延绵不绝的景象，而归属感、生命力和连续性无一不在昭示欧洲对罗马象征体系这一故乡家园的追思怀想，以及库氏尝试建构战后欧洲文学图景的可贵探索。 （武淑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跨文化研究院）2016级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