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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不知名的大众诗人的作品，诗歌成为战时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许多发表在共和国组织刊物上的诗歌都只用首字母署名或用化名。诸如“一个士兵”“国际纵队卫生员”“步枪手”等署名只是简单写出诗歌作者在战斗中的职责。而也许最好地表达了诗作者意愿与真诚的当属“人民的胡安”。而且，恰是在内战期间，共和国政府花大气力完成消除文盲，他们将文化视为抵抗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武器，无文化无自由。硝烟浓烈的1937年，共和国政府通过了提供比和平时期更多教育的提案。数据显示，在此期间约有10.5万名战士在2047间学校学会了识字、阅读，教学活动持续整个内战。1937年9月22日，第十一师一个叫伊格纳西奥·加西亚的士兵发表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妈妈：/军队来的时候/我还不会写我的名字，/现在，我给你写一封信；/我很开心，我更像个大人。//……/这样我们赢了两场战争，/你的儿子向你保证：/用武器，赢得西班牙的战争；/用书本，赢得文化的战争。”相比之下，内战另一方佛朗哥及其部下将领素来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无意保护或鼓励诗歌这种太难控制的创作形式，因此他们的战争诗歌多为“职业诗人”所作，出版物与结集成册流传的战时诗集远少于共和国一方(数据显示共和国方面的报纸有1300至1350种，其中400至500种完全是前线报纸。诗歌在这些出版物中所占篇幅十分可观，《西班牙内战文献考》一书中记载：“佛朗哥一方的战士经常在突袭对方战壕得手后，被收缴的战争报纸数量震惊”。而且，共和国方面的诗集流传在内战爆发伊始迅速开始，佛朗哥方面的诗歌直到战争末期、甚至已经结束才开始结集成册。不过尽管如此，《起义诗选》的编者在序言中表示，有谣曲的战争才是真正人民发自内心的战争；《战歌》的序言中也提及他们同样有在前线写作并发来诗作的诗人：“我们是非常特殊的见证人：我们参与作战行军，同时负责战士周刊的编纂，我们服务于武器，服务于文字，也服务于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见，诗人与民众的共生互动在内战双方的阵营中都有所体现。虽然从某个角度看，诗人和民众在内战中的所见所想仍旧不同，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们的轨迹得以交错，停留在历史的节点上，永久被保存在墨水的痕迹里，让诗歌高于诗人的意识本身，成为民众深刻的声音。 当然，从这些战争诗歌中，我们不仅能读到民众的声音，更能读到对历史的多角度记录。以诗写史的传统在西班牙中世纪以降的文学传统中绝非罕见。早在13世纪前后天主教军与穆斯林西班牙的摩尔人连年战火的时代，行吟史诗与民间谣曲就已经成为如今我们能得以一窥旧时烽烟的有力证言。彼时的战争诗歌种类多样，各有千秋，例如边境谣曲主要为交战双方各自在阵营内部传递战讯而作，也是百姓口口相传了解局势的途径。诸如“安特卡拉围城战”等至今还为人娓娓道来的史实最早正是被那首以“那个摩尔人出发，/在天亮前三小时，/手里拿着/求救信，/混着鲜血写成，/却不是因为缺少墨汁”开篇的古谣曲传唱、后又记录于散页流传。而西班牙内战爆发一年以后，即有文章提出此时的诗人为了传递深刻的现实而再次成为战场上的“行吟者”，随着德意法西斯势力与国际纵队的相继参战，真实的西班牙内部的战争演变成一场全人类的闹剧(乃至后来被安上“二战预演”之名)，这种近乎混乱的经历给诗人带来奇怪的沉重感和无法复制的震动，“我觉得我们写作或说话不仅是要互相交流——毕竟今日最激烈的交流在于生活本身——而是也让所写所言像档案一样记录下来”。而作为后来者，我们从西班牙内战诗歌中确可得到如历史档案般的收获。 就这样，在内战的战场上，诗人被遗忘在中世纪古卷里的身份回归，用语言记录生命与死亡，带来英勇与哀叹的信息，且行且吟，为死者生者、为城镇战役，在自己的故土上做一个无能为力的见证者。埃尔南德斯在他最后一本送印的诗集开篇已经清楚地看见战争将走向何方：它将把人变成野兽。无论孰对孰错，它都是一场内战之灾，是国家的断裂，更是暴力的诞生。而在这场灾难中诞生的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