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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班牙诗歌的正常流变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在1936年的节点上中断，诗人们在诗歌中试图为这个国家寻求定义，后人得到的是一部用诗歌写成的内战史，其中有对有名或无名死亡的挽歌纪念，有对关键战役、重要城市陷落的忠实记录，更有内战双方阵营对内战的双视角实录，以及鉴于西班牙内战的特殊性，西班牙本土诗人与参加内战的国际纵队诗人笔下呈现的镜像，而在战争中出生长大、战后崭露头角的一代诗人对内战又有另一番记忆。 西班牙的孤独 每一天继续加深，放大。 从我山峰的高处我远眺， 在一个荒芜的世界 倾洒我忧伤的目光。 在我前方天空无知无觉地流逝 而我的痛苦在其中永久地守望。 …… 叹，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我的西班牙…… 我感觉我的生命在脚下坍塌 有一瞬间我的生命只是我的眼睛。 ——佩德罗·加尔菲亚斯《西班牙颂》 1936年7月17日，驻扎北非摩洛哥的西班牙将领佛朗哥举兵而起，对抗当时的第二共和国，西班牙内战爆发。此前十年，西班牙诗歌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企及惊人的高度，既受到毗邻法国的先锋派艺术影响，也从希梅内斯“纯诗”和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之去人性化中获益，以真理与美作为艺术的终点，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白银时代”的巅峰近在咫尺，诗人们似乎准确清晰地明了自己的创作要走向何方。然而，当危机积攒至临界点，内战一触即发，不安全感席卷而来，诗人们在最初的重击下开始重新试探摸索，此时最显著的发展之一是对诗歌进行“复人性化”，在艺术的原始形式与日常真实、民众生活里的表现形式之间建立联盟关系。 诗学“纯与不纯”的矛盾是内战濒临爆发前的最后两年西班牙诗人频繁遇见的困惑，“三六年代”吉尔-阿尔贝特自身经历过从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青年艺术家转而关心社会现实的意识历程转变，曾在《给当下诗人的话》一文集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诗歌的“复人性化”意味着诗人放弃作为创作者的遗世独立，不再将追求美作为诗歌惟一且排他的目的，从完成诗歌对人类义务的角度出发，表达对令人不安的现实的见证，为实现道德需求而接受诗学上的“不纯”。他认为此时再去宣扬纯诗是“不人道”的：“我们宣告对这种在鲜血上蔓延、踩在最不人道的残肢断臂上来保持‘纯粹’感到可怖，从美学上也对此毫无兴趣。”在同时期的一首诗《美，然而……》中，吉尔-阿尔贝特也表达了这种道德上的不可能性，意识到当群体苦难存在，任凭自己被美所诱惑是不合情理的：“当这个逃亡的下午从内照亮高高的屋顶/像一片古老的鳞甲，/当河水内藏的光线浸透/西方黑色的围墙；/当树木斜压染尘，当石头/高塔反射微微金黄的空气，/于是，不自觉地，胸口想放下/某些骤然的巨块，/让融一的原野在惊人的/美丽下流动，/不用怀疑忠于自己的双脚/传递那持续的流动，/可怖地确知痛苦在继续，/确知，听见阴影撕裂的声音的时候，再不能/让美继续诱惑我，/因为我不能向它延伸我的目光/也不能用炽烈的词语填满它的形态，/当我们堆积于此像陶罐里的蛤蟆，/因为我不能向美延伸目光而不察觉怨恨。”内战爆发后，站在“民众”一边的直觉让大部分西班牙诗人都走向这种“不纯”的诗学，意识到社会大背景与诗歌作品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并出于一种赤裸的尊严，选择用笔墨表达自己与群体苦难的休戚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