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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西班牙内战中，诗歌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单纯表达美的终点，诗歌成为战争需求的一部分，为其受众所作，成为“人民的风”，不仅读它，更要使用它。如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所写，当灾难降临整个社群，如纳粹占领波兰，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便消失了，诗歌变成跟面包一样必不可少。共和国军将军恩里克·李斯特的回忆录里这样追忆诗歌在战争中的功用：“……因为诗歌在战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诗人朗诵的时候，我盯着将士们的脸，可以说，我在很多张面孔上看见这个或那个会成为下一场战役的英雄。”可见，诗歌在被阅读的过程中完成了干预战役本身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发生不需要读者与文本之间存在任何个人层面的联系，而是由于诗歌文本融入集体行为之中而将共鸣普遍化。战争中的诗人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受苦，只是他们有能力把这些情感触动转化成语言，读者能够从诗中激起热情，解释愤怒，或者抚慰痛苦。战争诗歌，无论对写的人，还是读的人，都可以是武器、宣言、陪伴或伤药。 诗歌的传播途径也由硬皮精装与书店高阁变得更加直接易得。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第六师军官》以及写下“诗歌是用未来做弹药的武器”的莱昂·费利佩的诗句都曾经被印在彩纸上从轰炸机上抛撒而下；墙报、电台、战壕的扬声器、分发的明信片或斗牛场的朗诵让诗歌不再局限于文学杂志细窄的空间，而是对战场、对生活产生直接影响。此外，除了鼓舞己方将士的士气，唤起更大程度的凝聚与归属感，西班牙内战中的诗歌还常被用于劝服对方阵营。1936年11月7日共和国军在马德里前线首次创立“前线扬声器”，后推广至其他战区。所谓“前线扬声器”有三种运作方式，一是在后方，二是在战区，休息时为战士鼓动士气，第三则是在阵地前线安装大型扬声器，一般用卡车运载，开向战壕播放诗歌朗诵给对方士兵听。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就曾多次向对方士兵现场广播朗诵自己的诗作。例如他曾在《西班牙农民》一诗中反复呼吁对方的西班牙农民转换阵营，“西班牙农民/醒醒吧，还不晚。/……/你们属于死亡/只有死亡：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人。/我们是生的一边，/有树木的滋味。/醒醒吧/西班牙农民，还不晚。/在西班牙的这一边/我们等你跨越：/让你的土地和你的身体/不被侵略带走”。 事实上，几乎所有在1936年7月之前已为人熟知的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写作过战争诗歌，也有一批新的诗人在内战中崭露头角。学者斯拉文将他们归类为“职业诗人”，以区分更多由农民、工人写作的战争谣曲。从保存至今的大量内战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出战时诗人与民众之间的共生意义。一方面，“职业诗人”群体也许在日常活动和写作中都从未比当时更加自发地贴近民众，1936年8月27日，散文家何塞·贝尔伽明为主席、诗人阿尔贝蒂任秘书的国际保卫文化反法西斯知识同盟的杂志出版第一期，这本杂志取马德里最普遍的连衫裤工作服为题得名《蓝色工装》，后来很多作家在参加文化活动时都身着蓝色或卡其色的工装，以表达自己作为与法西斯主义作战的民众的一份子发出集体的声音。后来有诗人回忆道：“我们所有人都记得内战爆发最初几个月的诗人们，换下长裤和西装背心，穿上那个时代的机工卡其，系上民兵的武装带，像突然走出自己备受折磨的生命，走进笼罩在迷惑与毁灭阴影下的现实……在那样癫狂的时刻，当民众或者说人类经历特殊的困境，触及深渊的底部，只能用颤抖的手感受到正义或幸福，诗人也融入其中，成为一个普通人，以同样的声音跟随所有人跳动脉搏。因为诗人感觉并知晓那个时刻是纯粹的，是真实的，是神圣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