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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重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学者。他的杰出之处，在于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渊博，入木三分、精当独到的学术见地，既与时俱进又一以贯之的学者风骨和自强不息、敬业奉献的爱国情怀。先生对西方乔叟研究领域的历史传承、研究动态、研究手段、研究成果和该领域日后的研究发展趋势悉数于胸，却坚定不移地以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深厚的文化底蕴、锐利的眼光，游刃有余于中西学术之中。 一 解放后，方重先生自觉地以一个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勇于创新，在有关“乔叟创作生涯三个阶段”的重新评价等方面，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获得了国内外乔叟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学习和从事外文语文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最容易出现的一个短板，是对本国的灿烂文化、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化传统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个方面，方重先生为后来的学者做出了一个榜样。先生在上世纪 20年代留学美国学习英美文学，但他的博士论文和他第一篇用中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却是“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文中，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透彻理解和精辟的见解，对 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文学详尽的梳理和极具见地的分析，以及对所论所述的精辟断言跃然纸上。其间洋溢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读来令人眼前一亮，并为之振奋。 二 上世纪 40年代，方重先生受邀赴英国从事乔叟研究期间的另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上世纪80年代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渊明诗文选译》的部分译稿。一个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学者，对自己本国的灿烂文化如此热忱，并任凭岁月的变迁与人生的起伏，坚持数十年如一日，此中所寓，值得学术后辈们深思。 方重先生在英美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同时，时时心系祖国，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宣传和译介我华夏辉煌的文化。他身上折射出的这种炽热的爱国情怀，当是我辈学人的楷模。如今，我国学者在外语教学及其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外语教学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功利主义，形式主义，随流从众，盲目追热逐冷的倾向，以及外语教学领域中教学与科研关系本末倒置的苗头似有抬头。在这种形势下，重温方重先生的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和为师之道，对于我们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继续保持一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本色，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书店觅书时偶然得知方重先生的名字至今，转眼已过去了 30多个年头。期间，我已将早年阅读和研究乔叟，从一个业余爱好逐渐地转为了自己教书之余所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方重先生的译作和著作中得到的教益和启示，远远越出了书本，让我终身受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