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关于萧红的出生、婚姻、去世、作品等问题都是一个个争论的主题，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能负载这么多的 “争议”。许多关于萧红的“闲情轶事”成为一些人追寻的热点，甚至出现“私生”等解说，荒诞不经。关于作品，第一篇作品和最后一篇作品是什么，也一直争论不休：第一篇文章是《弃儿》还是《王阿嫂的死》？最后一篇文章是《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还是《九一八致弟弟书》？在一些研究萧红作品的“误导”下，许多读者出现了从好奇到猎奇的“误读”状态。而《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等经典作品及其价值被这些“逸闻趣事”所掩盖了。显然，萧红“被娱乐化”了。 萧红身上的种种“光环”，是研究者有意给萧红贴上的“标签”。萧红的写作特点也可以说“萧红体”，即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和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写作，这是生活赋予萧红的，她写《生死场》等作品是时代的呼唤。萧红的侄子张抗也谈到：萧红作品的特色基本可归纳为“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入手，通过生活细节的‘感性’描写来体现深邃的理念。她从来不在自己的生活感受以外去创作那些简单地‘图解现实’的作品，她的笔始终是‘为人生’的”。 “光环”的出现是一种悖论，是写作者的无意识和研究者的有意识之间的博弈，但是在这种博弈中，写作者往往处于 “劣势”。有的学者指出：“文学研究的固有目的，当然是从理论上去分析作家思想与创作倾向，但这种分析和研究都有前提条件，那就是严格遵循作品文本，而不是研究者脱离作品文本去随心所欲、自以为是地解释。”“理论因素都是评论者自我意识的主观升华，与作者或文本并无直接关系。” 在萧红研究中，我并不反对对其生平进行研究。其中，萧军和端木蕻良是两个无法回避的男人；王德芬和钟耀群是两个不可不谈的女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是当事人和经历者，萧军是一个“侠士”，端木蕻良是一介“书生”，但以作家为身份的他们与萧红的关系却有待探索。王德芬的《我和萧军风雨50年》和钟耀群的《端木和萧红》，是不能不看的作品，《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刊发了钟耀群的《我和端木三十六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过去，端木蕻良与骆宾基因萧红而矛盾重重，随着2012年电影《萧红》的放映，骆宾基与萧红的关系再次引起争论。骆宾基的儿子接受采访称 “父亲没有与萧红‘姐弟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