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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道德观与儒家道德观都追求好社会，也都强调道德对于形成和维系好社会的重要性。但儒家道德观之注重道德，立足点在于造就严格自律的“君子”，其基本手段是教化和劝善；而斯密道德观之注重道德，立足点在于社会奖惩机制，其基本手段是完善制度规范。斯密此书不是一部劝善的伦理说教之作，而是探讨社会合作机制的制度分析成果。 根据斯密此书的这一本意，这部巨著的标题如能译成“论道德感”或者“道德感理论”一类似更为精准。据我们社科院经济所的老前辈朱绍文先生考证，将斯密此书的书名译为“道德情操论”，非自中国人始，而是受日本学界的影响，而日本文化中的道德思维主流其实也脱不开儒学之源。因此，将“moral sentiments”译作“道德情操”绝非简单的误译，更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东亚儒家道德观对英国斯密道德观的根本误读。 我相信，在国内现有的学术译作中，像这样因根本的文化隔膜而导致的深层次误解不会少。但这样的问题不同于技术性问题。技术性问题可以靠增强学术责任心、扩充学术积累、提高翻译技巧等途径来加以改进，而深层次的文化隔膜只能靠不断的文化交流和深入的学术研究来消弭。翻译，尤其是高深学术著作的翻译，需要有一个不断逼近、渐进完善的过程。一位译者的译作，一个时期的认识，只能是阶段性成果。名著移译和学术引介必然同时也是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过程，对于翻译上的一时得失和高下，应有一定的宽容。学术著作，特别是经典性的名家名著，适当重译是必要的，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