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被称为最受法国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 
李锐与妻子蒋韵在法国图书沙龙上 参加法国图书沙龙的作家近日已先后回国。从法国图书沙龙开幕，到主要作家归国，本报对此次中法文化年的重要活动进行了追踪报道。 3月19日至24日，由余华、莫言、苏童、李锐等26位作家和6位学者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以及由法方另行邀请的台、港、澳作家9人，在法国巴黎参加“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此次图书沙龙是“中国文化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国做“主宾国”参加这次活动，沙龙的主题是“中国文学”。 3月18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出席了图书沙龙的开幕式，参观了中国展台，和中国作家进行了简短的交流。19日，法国文化部部长阿雅贡专门为中国的作家举行了“第24界法国图书沙龙的主宾———中国文学”招待会，并授予莫言、李锐、余华三位中国内地作家“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刚刚回国不久的莫言与李锐。这两位在法国备受关注的作家畅谈了此次法国之行的感受。 ■ 莫言简介 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九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欢乐》、《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等24部，短篇小说《枯河》、《白狗秋千架》《拇指铐》等80余篇，还有剧本、散文等多部、篇。大量作品被译介成多种文字，是在法国出版译著最多的中国作家，也被称为“最受法国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 新京报：据说，你是在法国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 莫言：其实，很多作家像余华、贾平凹、池莉、苏童、方方、毕飞宇等以及老一代的陆文夫等也是很受法国读者欢迎的。不能说我比他们更受欢迎。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法国出版社想借助中国作为图书沙龙的主宾国这个时机来推销书，沙龙期间我推出的新作比较多。除了《丰乳肥臀》、《藏宝图》、《爆炸》、《铁孩》4本新译介的作品，过去的《十三步》、《酒国》、《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又都出版了简装本，书展上同时有八九本我的书在卖。 另外，《丰乳肥臀》今年2月份在法国出版以后，确实在读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正面的评价比较多。我在法国期间，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人道报》、《新观察家》、《视点》等重要的报刊都做了采访或者评论，使得我在书展期间看起来比较引人注目。 新京报：你认为法国出版界为什么对你的作品如此地关注？ 莫言：首先，法国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在欧洲国家中一直是比较热情的，贾平凹、余华、苏童的作品都很早就被译介到法国，贾平凹还在法国得过费米纳奖。我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篇小说《红高粱》是1988年就被译介到法国，并有一些不错的反应。 其次，法国是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家，西方的艺术之都，他们注重艺术上的创新。而创新也是我个人的艺术追求，总的来说我的每部小说都不是特别注重讲故事，而是希望能够在艺术形式上有新的探索。我被翻译过去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现实主义写法的，而《十三步》是在形式探索上走得很远。这种不断变化可能符合了法国读者求新求变的艺术趣味，也使得不同的作品能够打动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读者，获得相对广阔的读者群。 新京报：在所有的被译介作品中，哪一部作品是最受欢迎的？ 莫言：总的来说，在艺术形式上有探索，同时有深刻社会批判内涵的小说比较受欢迎。目前看来，《酒国》和《丰乳肥臀》的影响最大，《丰乳肥臀》小说描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家庭的纷争和变化，《酒国》则是一部寓言化的、象征化的小说，当然也有社会性的内容。总之，小说艺术上的原创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打动读者的根本原因。 新京报：你与余华等人的作品都曾经被导演张艺谋改编，你们能够走向法国，甚至走向世界，是不是得益于张艺谋电影在全世界的影响？ 莫言：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最早是因为他们的电影在国际上得奖，造成了国际影响，带动了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需求。各国的出版社都很敏感，他们希望出版因电影而受到关注的文学原著，我们的作品才得以迅速被译介。 但是，电影只是冲开了一条路，让灯光照在我们身上，能不能持续受到读者的欢迎还是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实际上，张艺谋也不仅仅改编了我们几个作家的作品，但是，不断被各国译介的就是这几个人，所以，最终还是文本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像我被翻译到法国的作品《丰乳肥臀》、《酒国》并没有被改编成电影，但要比被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反响好很多。 ■ 李锐简介 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海外颇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另有思想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出版。其作品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2003年李锐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此次出访李锐是代表团中惟一的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新京报：你可能是中国作家代表团中惟一的非中国作协会员，你是如何受到邀请的？ 李锐：这很简单。因为这次访问法国的名单是中法双方共同提出的。其次，我虽然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可我还是中国公民，还是中国作家。一个中国的作家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这次如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团，那我就不能参加了，我已经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会员资格了。 新京报：你的作品在法国译介的情况如何？ 李锐：我目前在法国已经出版的译作并不多，主要就是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另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和几篇文学演讲。 新京报：在你被翻译的小说中最受欢迎的是哪一篇？你认为法国读者为什么会喜欢你的小说？ 李锐：我不在畅销和“著名”之列，我的小说在中国就没有很多的读者，更不用说在法国。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否在译介过程中出现很大的损耗？ 李锐：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看。我们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只要翻译就有损耗，可是我们毕竟凭借着翻译作品了解了世界，尽管这里面充满了误读和曲解。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的作品非常讲究语言，文字精美凝练，这个优势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说是无法体现的，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损耗？ 李锐：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美文无法翻译”，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真正的经典是翻译无法完全损耗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真的无法交流了。《尤利西斯》的译者都说那简直就是一部没法对付的天书，可他们毕竟移山填海，把天书变成了可以阅读的小说。和《尤利西斯》比，我的小说就太容易翻译了。 新京报：法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对你作品的反馈有什么差异？ 李锐：我没有和法国的普通读者交换过意见。在图书沙龙上有一位法国作家和我对谈，他的名字叫佛楼定。我们对谈的话题就是我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我反倒觉得这位法国读者对我小说的语言形式很敏感，甚至比国内的一些半吊子评论家要敏感得多。他没有从“社会调查”或是“文化优势”的“习惯角度”来阅读我的小说，他纯粹是被小说的故事所感动，被小说的语言所吸引而谈到了“人性的深度”，谈到了关于“矮人”的“隐喻”，谈到了“语言的丰富性”等等这样一些很文学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海外非常有影响力，甚至有人说你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有人评价你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你怎么看？ 李锐：我在海外也没有多少影响力吧。至于说到“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那不过是媒体上的一些猜测、炒作。据我所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从来没说过“谁最有希望”。真正的事实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一直在翻译我的作品，至今已经翻译了三部长篇小说，和前面提到的《厚土》，总共四本书。仅此而已。 这不能印证任何其他问题。我是用方块字写作的作家，对我来说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读者首先是同文同种的同胞们。在国内的读者、评论界和同行中间，我也还是有一些知心的朋友的，有些普通读者甚至从丹东、云南、贵州这样一些遥远的地方写信来向我要书。这让我深为感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