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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杂文报》6月18日陈仓先生《作大作强“大杂文”》，文章说：“杂文家的敌人永远是人民公敌，而不是个人私敌。他的笔下只能有公愤，而不能有私愤。”我们可以来检验一下陈先生的这个论调。 我认为，写杂文的人首先要受一点刺激。很多写杂文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刺激。写杂文的人就是带着这个刺激进入了杂文作 者的行列。鲁迅先生受过章士钊的刺激，这感觉就是对正义的伤害。一个人为什么那样愤世嫉俗，就是因为他受了刺激，受到了不公平的际遇，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才能够同情弱者，发现和发泄不平。因为他受过伤，他敏感，他发的是内心的情和愤。陈先生说的“公愤”，这有点近于官话，不适宜指导杂文作者。我们可以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你看到针扎在别人的手心与针扎在自己的手心、会不会是一样的感觉？ 如果让杂文家来垂怜弱势，那就不同于自身处于弱势。拆迁拆的是别人的房子，这个杂文家的公愤就不如受害者的私愤更有力。如果没有私愤，哪来的“投枪”、“匕首”？杂文家真的肯为公愤赤膊上阵、还是躲在书斋里写杂文？杂文家怎么可能没有私愤，没有私愤鲁迅先生说不定也会长寿的。现在的杂文家缺乏的正是私愤，或者说他的公愤里没有一点自己的私愤，都是报纸上的见闻。他这个公愤针没有扎到自己的肉上，他不痛，他从哪里来的愤，他怎么可以体会到私愤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杂文作家们失去了私愤，这是杂文苍白无力的结果。诗言志，杂文不言志？没有私愤，只代表公愤？没有私愤的杂文作者也就根本体会不到公愤。在这个公愤之中自己首先是一个受害者，这个公愤中有自己的私愤。这个公愤中如果没有自己的私愤那只能是书斋杂文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