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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翻译作品，一般都会留意它的前言后记和序跋。在倾尽心血翻译完一部巨著之后，译者就书的历史背景、作者个人情况做些交代，本来是件好事，读者可以籍此了解很多背景知识，了解作者的阅历、性情。如果写得观点富有见地，笔调富有才情，资料翔实，其阅读快感决不亚于阅读原著本身。 ; 但有些译者不然。滥觞于文革时期和80年代中早期的部分译著的前言后记，每有“供批判”“违背……”“……的反面教材之类”等专横、粗暴的词句。遗风所及，到了90年代后期出版的毛姆的《人生的枷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中仍然保留这样的残余。译者在译后记中评述了毛姆关于“人怎样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脱”的思想之后，自作聪明且大言不惭地说道：“当然，毛姆在借用这一说法的时候，理性的内容消失了，而是代之以一套类似东方佛家‘清心寡欲’、‘四大皆空’之说的虚无主义人生哲理，……它既消除不了那些挣扎在资本主义桎梏中的人们的痛苦，更无助于改变造成人世间种种不幸的社会现实。” 且不说毛姆的一部小说有无义务担当“消除那些挣扎在资本主义桎梏中的人们的痛苦”，和帮助改变造成人世间种种不幸社会现实的重任。单就把孕育三十载，披历两年，苦心孤诣、殚精竭虑所完成的洋洋60万言的煌煌巨著所思考与总结的人生体悟，一棍子打死为“虚无主义人生哲理，是这部巨著的糟粕所在” ，“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教，一种麻痹人们的精神意志的麻醉剂，”也实在太过分专断了！按译者的逻辑，中国的名著《红楼梦》更为荒谬：通篇不过“好”和“了”。从头看到尾也不过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有啥意思！ 也许，《人生的枷锁》在文学上的优美和隽永的确不如他的《刀锋》、《月亮和六便士》，但它究竟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一部名著，出版以来，始终不绝版，1966年英国著名批评家西里尔柯诺里将此书列入现代文学巨著100种，被人称为“天才的著作”。而译者译完全书后，却轻率妄断其为“糟粕”，真说不好是作者的悲哀还是译者的卤莽。 翻译过程中，译者实际上已行使了最大的话语霸权对原著文本进行了一次的阐释，——读者都是透过译者所使用的本国语言的帷幕才窥见原著精神风貌的，译者如果还想在后记中指陈什么，不得不慎之又慎，否则，对原著的扭曲可能是致命的。如果说得太离谱，则不免让人对译者、译文都要发生质疑。 在读者这边，翻译者若能做到信达雅，将原著的风神用本国语言精妙地传达出来，即功莫大焉。余下的文本读者自有想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读者对文本的读解和阐释，完全可能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才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是这种繁复无限的可能，才构成了文学作品内涵丰富的魅力。可如果作者和译者要在一本书的前言后记中一下子把书本定性，而且是以掌握绝对真理的姿态与口吻，不仅是强奸作者，也是在诱奸读者。 象《人生的枷锁》这样的巨著，对读者来说，从购买到阅读整个过程所花费的金钱，时间和情感，都是不小的投入，看完之后，一看翻译者的这些话，实在令人倒翻胃口。就好象你进饭店进餐，美食美器，宾主尽欢，本是赏心乐事，可回味无穷之际，端盘的侍者走来附在你耳边道：适才最好吃的那道菜，都是大粪浇灌出来的。就算这是实话，可有半点意义？西谚有云：听智者的沉默片刻，胜听笨伯饶舌终日。 相比较而言，另一些作者的前言后记或序跋却令读者发出由衷的喜爱和会心的微笑。他们谦逊，质朴，公允抑或出言谨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便知道也仅以自己的知识经验为限度，而不妄自阐发，强加评断，充分尊重读者的审美能力和评判标准。 如果译作完成，译者仍技痒难耐，一定要写个序什么的，何不借鉴漓江出版社出版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时的做法，除了译者序外，另找方家，或以专门研究者对作家的评论文章代替，抑或是作家自己对创作该小说的感言，乃至作家的创作年表。相信这样做来对读者理解作品和作家的创作一定会有更大的帮助。 再换位思考，即便是在商业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做也颇欠考虑。亲自翻译了它的作者都认为其思想归属充满糟粕。那么你是想读者买还是不买呢？不想读者买，你出版它何来！希望读者买，读者花不算便宜的价钱买一本思想本身充满糟粕的东西回家干什么？ 如果只是一篇普通的评论，人言人殊，笔者其实也不会计较。可是这是随书所附的后记，多少有类产品的说明书，看这篇译后记，其效果就象阅读一种药品说明书，在前面，认真介绍药品是谁研制的，怎么制作的，有些什么成分，但最后却来上一句：说到底，这种药不过是东搞一下西搞一下，也没啥效果。既治不了病，味道也很糟糕！世界上会有这样荒谬绝伦的产品说明吗！ 不幸的是，《人生的枷锁》一书的译后记竟然还就是这样的餐后评点产品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