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 著有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等。作品被收入多种选刊、选本、年鉴及排行榜。曾获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五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等。
    百感交集地看完《陌上》，面对的文字，看似恬静、轻巧、随和，但步步是陷阱，比宫斗还让我惊心。它诱惑着我，迟迟不能下笔，我怕这颗洋葱剥不干净，可惜了材料。
    岁末年初，“付秀莹”和《陌上》出现在各类榜单，在出版数量繁多的背景下，一部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和“非常”背景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获得关注，无论如何，都值得好好研究。
    “日常”“非常”之辨
    从最外层起剥：从中看到了什么？最当下中国北方乡村分集记录。这么表述，分明冒险。最当下，意味着对于我们肉身寄存的外部世界的无缝直观。当下则已，何以就“最”？怎么判断它的无时差、无间距？
    过去的两年，许多人都重提“现实主义”，我的理解是，透过大量的隔岸观火和隔靴挠痒、大量敷衍的抒情和穿越，大家希望从文学书写中获取关于当代社会的可靠信息，看到生活细节的质感重现——它或能最终填补历史叙述的罅隙。《陌上》里，人物活动的舞台芳村只有百十来户人家，比普通自然村大，比标准行政村小，这个尺寸，是作家付秀莹的匠心：再小，人物和故事缺乏丰富和层次；再大，阡陌交通鸡犬之声可闻的精确没有了。从“楔子”开始，特别是“楔子”，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北方乡村四时风俗画卷，因此有评论认为《陌上》“风俗画”般文风承继了《红楼梦》以来中国文学书写的古典传统。这没错，这使《陌上》脱颖而出，拥有“陌生”的气质和格调，这一点放在后面讲。但是，使《陌上》与“最当下”相连的，不是“日常”的风俗，而是风俗的“非常”和“变迁”。
    生活在现实的穹顶下，许多风俗是长期养成，不知不觉变化。只有在剧变或激变的社会环境中，风俗才会被放弃或彻变。《陌上》用淡定从容到慢条斯理的语气，讲述剧变或激变的大小社会环境对于风俗的改变，写人面对改变的无奈、犹疑或欣喜，忧伤和无力渗透芳村的草木。
    “楔子”写到，“芳村这地方，最讲究节气。过年就不用说了。在乡下，过年是最隆重的节气”。节气与土地、种植休戚相关，但随着皮革业发展、耕种退出芳村人的生产日程，人们和土地致密的关系慢慢解体，这个风俗“贯”不下去了。从第一章《翠台打了个寒噤》开始，旧风俗遭遇新“挑战”，薄霜覆盖的芳村，内部燃烧着“烈火”。第一章只写了一顿早饭一个时辰，要言不嫌繁，繁而不琐屑，从翠台起早扫地写起，写与丈夫、与儿子媳妇、与妹妹、与昔日朋友的铿锵“交往”，一直写到翠台委屈流泪，用冷水擦脸，打了个寒噤。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农妇翠台家到芳村，精神气象一览无余。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气象？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三十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这是当代著名欧洲问题研究专家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一书中对于欧洲社会弊病的洞悉，他呼吁重新激活政治对话，想象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不曾叙述的是，虽然起因不同，但在“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的目的意识”这一社会表现上，中国当下社会毫不逊色。小到芳村，不曾例外。
    《陌上》文字的调性虽然不是高亢的C大调，对于现实的直陈和揭露却很凶狠，这恰是我喜欢付秀莹的地方：不剑拔弩张，但很坚持，柔而不弱。
    翠台这个贤惠、敏感、保守的农妇视角是精挑细选。虽然整部作品是舒缓的蓝调，一叹三咏，“昨日难再”的忧伤背后却是撕裂，是矛盾和对抗。这个全书第一个出场的翠台，独占第一章《翠台打了个寒噤》和第三章《翠台的饺子撒了一地》，不可小觑，她是芳村风俗不变的背景，是稳定的遵循者和旧式做派。第一章，上来第一句就是“腊月二十三这天，是小年。在芳村，家家户户都要祭灶”，起来准备祭灶的只有翠台，男人、新婚儿子和儿媳妇都还在赖床。这个“贪睡”，与日出而作的庄户人习惯极不相符。作为妻子的翠台对于丈夫是“气得发怔”“径直走进屋子，一把把根来的被子掀了”，作为母亲的翠台对于贪睡的新婚小夫妇却欲喊还休，怕落得媳妇和儿子的埋怨。在夫为尊、父母为大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中，这两种行为显然都不符合伦理规范。不循风俗，从不合伦理开始，这是翠台面对的现实芳村。由面对新婚儿媳妇的矛盾心态延伸到儿媳妇进门前买汽车的要求——这是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后的乡村婚嫁新现象，由翠台厚着脸皮向妹妹素台借钱，牵扯出经营皮革业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芳村人生活。随着经济地位改变，姐妹关系开始变形——这倒是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共性。由新婚儿子大坡年后务工去向，牵出主动代为说情的香罗——香罗是第二章《香罗是小蜜果的闺女》主角——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人物，由翠台和香罗这对曾经要好的小姐妹“后人生”经历的迥异，写到芳村的“变”和“不变”的现实分别。一顿早饭的叙事曲折有致，似乎不动声色，却压抑着极大的火气。什么火气？“如今的人们，看粮食不是那么亲了——只要有钱，有什么买不到的？”这么严重的牢骚，在“自然”这一轻声、体贴的语调下，清晰地说了出来。“钱不会说话，可是人们生生被钱叫着，谁还听得见叹气？”挣钱和物质追求成为美德，曾经特别保守的农民脱离了土地后，不惮从事五花八门的职业：经营了二三十年的皮革生意，使村子里“到处都臭烘烘的，流着花花绿绿的污水”；香罗在县城里开的名声不好但挣钱很多的发廊，让乡人“心服口服”，等等。市场化和对金钱的追求，使一切都可以放在交换的天平上，包括乡村固守的伦理和道德底线。《陌上》文字的调性虽然不是高亢的C大调，对于现实的直陈和揭露却很凶狠：“怎么说呢，这世道，向来是笑贫不笑别的。”这恰是我喜欢付秀莹的地方：不剑拔弩张，但很坚持，柔而不弱。
    芳村是付秀莹在《陌上》的虚构空间。这个空间有多大？在“楔子”里，把过去时光里的芳村的空间和人文风景交代清楚。“算起来，芳村也只有百十户人家。倒有三大姓。刘家，是第一大姓，然后是翟家，然后是符家。其他的小姓也有。”对几个姓氏的历史因缘的描写，既写出芳村的人物谱系，又是对以血缘为纽带的乡村聚居的一种文化交代。然后是物理空间的功能布局：政治性的大队部，经济性的供销社、磨房，社会性的药铺，等等，空间的功能布局画出一幅速写。然后是各个节气和农事活动，这是乡村最大的政治，乡村的风貌也与此密切相关。
    在城市化或城镇化当代进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用工和组织结构的巨大调整。从人类学角度，这是人的生存形态的一次大迁徙、大变革。从历史的角度，人永远在路上。对于具体的中国人，这一生就是一世，他们没有法子从彼岸获得力量，只有紧紧地抓住现世。因此，现世的恩怨得失左右了他们的情感和价值，成为一切痛苦的根源。现世经验决定写作面貌，从写作面貌也能看出现世的面貌。文学写作中的认知度，表现为文学处理现实经验的能力。时至今日，在先锋写作将乡土叙事寓言化改道之后，我们终于再一次地意识到，对复杂现实的忠实表现更加考验写作的能力。从乡土书写获得突破这个角度，我要对几位“70后”作家近年来的表现致敬，无论是“认知”还是“技术”，她们都很出色，比如梁鸿、付秀莹、李凤群，等等。这几位都属于风格突出的女性作家。具体到付秀莹，我最看重的是她温暖表象后面的狠劲儿——我说的是对生活出路和人物命运的处理。生活里，哪有多少诗意？饶是这样，我们还热爱生活。这就是当下。
    
    “饮食”“男女”之变
    在一个繁衍发展的社会，人类活动的基本指向都是“饮食”和“男女”，“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芳村也不例外，或更加直接、更无遮拦。芳村社会伦理的变化，是经济结构变化后重塑社会关系的表现。
    除了“楔子”是四时风俗和风情的概览，其他25章都按照不同人物分章节描写，整个结构是向日葵形，圆心是“饮食男女”，一个个人物是一粒粒种子，一行行镶嵌在圆形的芳村地图上。每一颗单独镶嵌的种子都发育成熟，当然，有几颗格外硕大饱满。作家的笔像一台清晰的摄像机，记录着升斗小民的日常乾坤。全书共25章，除翠台独占两章，其余按人名一人一章——乱耕和大全媳妇那两章没用人名而用“尴尬人遇见尴尬事”和“大全有个胖媳妇”，此外，就是“全村的狗”占了一章。一人一章，每个人都活色生香。《陌上》是群芳谱，芳村是付秀莹的大观园和西门宅院。
    大全和大全媳妇占两章，需单独拎出来。到了第七章《大全大全》的时候，大全已经在其他几集里跑了好几次龙套。说大全，先说香罗。第二章《香罗是小蜜果的闺女》的第二段，“香罗把车停在村口，掏出手机打电话。香罗说，我到村口了。大全说噢，马上。香罗扑哧一声笑了，说看你，急个啥。”大全的声音先出场，进而成为全书的男主角之一。付秀莹的狠在于大全一出场，就将两人的关系不动声色地定了调：“大全一只手拎着一箱酒，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大大的塑料袋子。香罗赶紧打开后备厢。放好东西，大全开门坐在副驾驶座上，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摇近的镜头里，“饮食”格外突出——一箱酒和大大的塑料袋子，“饮食”调整着“男女”。利益和交换，这就是芳村被物质和资本篡改后的“现代性”和“当下性”。它们让芳村人情感面目不清。
    《陌上》虽然语言风格接近《红楼梦》，它对于社会现实的表现和理解，更接近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式的犀利和悲观。
    说大全前，还是要再说说香罗。对于香罗这个人物，作家的感情是复杂的。小说中甚至为香罗的行径找到一个宿命的出口——母亲小蜜果的基因遗传。香罗自带风情，成为破坏芳村家庭稳定的危险因素——比如翠台对香罗起初源自嫉妒的鄙夷。女人之间的矛盾只分两类：鄙夷和嫉妒。翠台对于香罗，是先有嫉妒，后生鄙夷。香罗这个人物甚至让我想起了潘金莲。但香罗的性格包括情感结构、价值取向比潘金莲复杂，而这正是付秀莹对于生活观察后的独创。香罗这么一个相貌出挑的人儿，也是婚嫁不如意，嫁给一个类似于武大郎般无能的丈夫：“根生的性子，实在是太软了一些。胆子又小，脑子呢，又钝。”这样一个丈夫，在人类社会的“丛林法则”中通常被吃掉或抛弃，霸气、霸道特别是拥有经济能力的大全自然占了上风。香罗的复杂在于，她的所有作为表现为以物质和金钱为“标的”，实质都缘于虚荣和所谓的“心气”，“香罗是个好面子的，宁可叫人家骂十句，也不肯叫人家笑一声”。在金钱成为“标的”的路上，香罗不择手段，投入到“芳村新富”行列，但这个人物本性中还有善良、侠义的一面，比如她对丈夫怜惜、内疚的心理。小说其实是把香罗当作悲剧人物写。她越奔命，在挣钱的路上走得越远，也就在伦理和道德场中越孤独。香罗情感所托的大全是西门庆式人物，可悲的是，在大全的身上，连西门庆的风流倜傥也没有，有的只是潦草的欲望。
    说到香罗，应该说说望日莲。这也是作家刻意栽培的芳村人物。她是香罗这个类型的一种补充。她们原本都是“好人家”的女儿，在熟悉的农耕经济被陌生的工业经济替代后，父母无能力，丈夫不争气，女儿家成了女汉子，要养家糊口。
    改善“饮食”环境的方式有种种，她们偏偏选择了最原始有效的“男女”方式。小说中写出了她们对于生存的抗争，也写出了人的强大的自然性，当然更写出了文明的无力感。
    回到大全。金钱不仅改变了社会关系，也改变了家庭关系，有挣钱能力的男性在家庭里具有绝对优势比如大全，没有挣钱能力的男性在家庭和社会都没有地位，比如根生。第七章《大全大全》和第九章《大全有个胖媳妇》，写得最生动的不是大全，反倒是他的胖媳妇。在粗鲁强势的丈夫眼里，心思重重、赔着小心的媳妇是百般的不顺眼。大全媳妇做家务的麻利和自信，与伺候丈夫时的小心翼翼也简直判若两人。妻子对丈夫的殷勤，与丈夫对妻子的粗枝大叶也形成对比。“怎么说呢？芳村人谁不知道，大全的心头肉有两个。一个是钱，一个是娘儿们。”有钱人大全，对于芳村的改变不仅是“道德层面”，还有“政治层面”。他成为芳村的实质老大，插手村委会主任改选等政治活动。政治和经济的联姻，是当下中国基层农村的一个真实侧影。
    除了大全，芳村的头面人物还有增志和建信。增志在第一章就作为翠台的妹夫隐形出场：“妹夫吧，人倒还厚道，本事又大，人样儿又好，就是有一样儿，怕媳妇。”二十章《增志手机响个不停》是增志本传。增志是小富，与写大全和媳妇绝对主从关系不同，增志对媳妇素台是又骗又怕，素台对增志又闹又哄。与大全肆意妄为相比，增志的小业主处境比较典型，既想放狂，又没有安全感，因此行为虽有不经但还有遮掩。大全、增志、村支书建信、耿秘书这些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男性，构成了芳村的一个利益链条。这才有二十二章《建信站在了楼顶上》村委会主任改选中的风波和动荡。“在台上这么几年了，他还从来没有到过小白楼的顶上。在这楼顶上看芳村，竟然这么不堪。”这句话是明显的隐喻。单纯从村民物质生活水平看，芳村属于温饱不愁、略有富裕。但人们并没有感到满足，或者说幸福感不强。一方面，在老派人心里，芳村的诗意已经被五颜六色的污水玷污；另一方面，在新派人心里，孤独感是越来越强；在既得利益者这里，利益还不够稳定……这真是发展的矛盾，人们享受速度和发展的同时，也在为稳定和理性付出代价。
    《陌上》语言典雅，大量铺陈的白描手法，将陌上中国风俗风情工整细致地勾画出来，又因为写活了一个层次各异的女性形象群体，颇有“《红楼梦》气质”，甚至连一些具体的心理活动，作家的遣词造句也深受曹雪芹的影响。但是，《陌上》虽然语言风格接近《红楼梦》，它对于社会现实的表现和理解，更接近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式的犀利和悲观。悲观和乐观的区别在于是否有正面价值寄托。宝玉虽然生活在姐姐妹妹堆里，但不招读者嫌，因为有真性情。宝姐姐纵是千娇百媚，宝哥哥也只惦着多愁多病身的林妹妹。若无这一爱情表达，贾宝玉这个人物势必就没有那么光彩迷人了。由芳村里没有产生一个有价值魅力的男性比如贾宝玉，可知作家不是在写青春的大观园，而是在写物欲横流的西门宅院。男性如此，女性也如此。芳村的女性虽然水灵、可爱、有血有肉，但已被五颜六色的污水污染了。对美好的伤害本身就是悲剧。自甘堕落则是绝望。小说里，作家并没有让理想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芳村，她对于她们也是又爱又恨。当然最后一章从外地回来的小梨似乎是例外，她大概会成为改变芳村现状的一个力量。从这个角度，《陌上》似乎还要有续篇。
    陌上花开，少年不在，这是付秀莹的深刻或狠心。
    写到这里，似乎不需要为这部作品作什么画蛇添足的结论。现实主义也好，批判现实主义也好，抑或表现主义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2016年小说创作研究，谁能够绕过《陌上》？一个作家要为他生活的时代负责。或许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会忘记付秀莹和《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