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最有命运感、最有个性的母亲河。这条有160万岁的岁月长河，无论从中华文化的渊源来看还是从世界性江河治理的现实出发，都太应该为她写一部大书。
    陈启文的报告文学《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无论从文学、从历史、从科学价值上来看都无愧于当下文学和出版界的一个重要收获。曾出版《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和《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的作家陈启文，计划把中国的七大江河都单独写一本书，构建“中国江河丛书”。这一不忘初心、恪守报告文学写作伦理的情怀不仅利在当下，功在后代，也将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填补一项空白。
    作为一位善于构造大选题、驾驭大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家，陈启文在这部《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中，从历史和现实的双时空中构建起宏大叙事。文学书写中国梦，历史资源重述，历史与当下互证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部大书以黄河的上中下游结构成上中下三卷。从黄河源——作者数度“见证”了黄河源又数度溯源而上“发现”新的源头“卡日曲”，这里并没有李白诗中“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景象，相反，黄河源头原来只是“纯净得如婴儿眼泪的一泓细流”，沿着作家艰苦的行程和细腻的笔触，读者游走在上游的标志龙羊峡，九曲十八弯后到了河套，从中段到下游，直到黄河在山东垦利入海……自然状态之外，作品更从护河、治河的维度追根溯源，从上古时代的大禹到春秋诸侯到秦汉，东汉的王景治河，宋元明清时代，再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炸开花园口使黄河改道，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因天下大治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治理时期。
    在作品全时空和大视角向读者展现的清晰的黄河年轮中，是确凿的数据、奔放的激情、鲜活的人物和沉潜的思索。黄河之长、黄河之利、黄河之害、黄河之怨、黄河之兴……龙羊峡、三门峡、刘家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建设的始末等铸就了作品的恢弘之气和国家记忆、历史记忆的厚重品相。杨雄曾说，好的作品要达到“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大河上下》更可贵之处还在于“大含细入”——书中写到毛泽东与黄河的几次交集视察：1936年毛泽东率红军东征从陕北渡过黄河的时候适逢黄河凌汛，他坐在一条东征的木船上被冰块与河流裹挟着随波摇晃倾斜，仍然在船头谈笑风生，对战士们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解放后一代伟人发出了“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令，并向友人和外国人表示想骑只毛驴沿黄河走一遭的想法可谓镌彩镂金。
    此外，从国家“黄委”（黄河水利委员会）到万千默默奉献的黄河“水文人”从书中一个个向读者走来。黄河源头那位玛多县的谢会贵，20多岁大学毕业写了决心书就在这个高原县城待了30多年。他经历匪徒残酷杀害水文人的危险，承受在生命禁区条件下勘探的水文人的种种艰苦。正如作者所评述的：社会上最艰苦的行业是水利，水利上最艰苦的是水文，水文最艰苦的地方是上游。在人类生存的极端状况下连走路都要打晃，谢会贵却要先扒开积雪然后打上一溜冰窟，在高原缺氧的地方挥着2米长20斤重的冰钳一下一下地打冰。他所创造的所谓自己的品牌：“玛多打冰机”，验证了人类比机器更能忍受高原缺氧的极限。龙羊峡的李师傅以及名字刻在墓碑上的挖掘队长闫海、美丽的姑娘弥芳玲、以胸脯堵涌洞的特等功臣戴令德等为水灾牺牲的200多位烈士们，在这里，黄河的命运也是她哺育的中华儿女的命运。这部书将炎黄子孙的治河护河伟业的艰难与成就写得极为生动感人，既是作品文学性所在，也是作品主题的正能量所在。从另一维度构成着《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的质感和厚重。
    陈启文在这部书中颠覆了我们对报告文学习以为常的认识，即认为报告文学就是新闻加文学的观念。《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很难说题材有多少新闻性，但作者更新了人们对黄河的认知，如对黄河源头的考校，如对黄河泥沙的详备，如对黄河是一条地上河的记载：在新乡它竟然高出地面25米，有8层楼高，以及今天的治黄成就：至今黄河下游河床不再是一再升高，而是开始下切，“神舟飞船上天，黄河河床下切”的自豪。这部书是历史与文学、科学与文学及哲学与文学的跨文体写作，也可以当作一部黄河的科普书来读。追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创作的源头理论，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特别是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最后一句将文艺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都说尽了。当科学日新月异并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也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变化。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奠基之作《哥德巴赫猜想》早已在这方面提供了范例。其第一节就列出了难懂的数论，第5章则全是写科学：1742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但证明不了，于是写信给大数学家欧拉，但200多年来无人能证明。陈景润证明了。科学和文学有相通之处，我们没有理由将其人为割裂，徐迟先生深谙此道，所以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并不仅仅写陈景润的“好人好事”，而以其科学和文学的完美结合，证明了其独有的价值。陈启文的《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光大了这一传统。
    《大河上下》更表现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思辨的穿透力。作者对母亲河的感情犹如地火，内敛却又让人感到灼热，不时地在字里行间涌出，在对治河工程的臧否中体现，自然也有对它时而为害的担忧。《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作者巴克曾说，“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小说有它自己的主要线索，它的主角们的生活。而报告文学的主要线索就是主题本身”。这段话表明：报告文学是作者思想的更直接的表达。如上游玛多草地退化沙化后产生的“生态难民”、“生态移民”；对于乌梁素海面积萎缩发出的醒世呼喊；对三门峡工程理性的反思，将小浪底工程评为“绝地上的诞生”，对全球性水危机的忧患……体现出作者的理性和哲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写作姿态。走黄河不是件容易的事，沿途采访更需付出超常的体力。作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黄河源头及入海处反复走了几次。报告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行走的文体，俗话说六分走、三分写、一分想。一部报告文学的价值除了它的文本，还应看到文字背后的付出。如是，陈启文这本行走姿态下的大书更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