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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18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德国科学、历史与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海内外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着中德科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美国联合大学的MarkWalk教授以“‘纳粹’在‘纳粹科学’中有多重要？”为题，探讨了如何客观评价希特勒时代的科学家。即 使在第三帝国衰败以前，当时那些处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政权下的德国科学家，往往被他国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评价为敌对意识形态政权下的有趣案例。直到1945年以后，这种评价派生出两种观点：一些非德国的科学家和人士认为，德国科学家与希特勒是狼狈为奸的关系；而在德国内部，尽管民族社会主义受到谴责，但是对于那些科学家———无论他们是否加入了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都被认为是纳粹的受害者。不难看出这两种观点是完全相悖的，mark教授认为，通过近20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当更多的细节和真相被发现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纳粹”在“纳粹科学”中有多重要？回顾历史，只要对比一下同时期的其他政权体制下的科学发展，我们才可能得到答案。 自然科学史所的方在庆研究员在谈及“对技术的不同反应———论‘技术’在德国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时指出，在德国科学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因素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与对待“技术”的态度联系起来，而各个时期对技术的反应构成了德国科学发展的鲜明特色。这主要分为四个时期：从德国统一到一战期间，尽管其技术优势咄咄逼人，但人文价值在社会上基本得以实现，不过在其后期相信“技术”能够解决一切的理念日渐上风；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战败使得“技术”论日渐式微，“背后刺刀”论甚嚣尘上，从社会结构转变为种族主义；纳粹时期，“技术”成为帮助德国实现千年帝国的梦想，人文价值完全服从“技术”治国的需要；二战后至今，在对“技术”论的反思之后，逐步走向人文价值与技术的平衡。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对德国科学史的研究是相对孤立的，人们往往是单纯地聚焦在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时期，比如魏玛共和国时期科学艺术的超常发展、纳粹时期的医学等等。他认为对德国科学史进行综合研究是非常有必要和具有启发意义的。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聂精保教授谈到的“纳粹时期的医学伦理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颇有独到之处。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普遍提倡的优生学仍具有现实意义。“优生学”的词源来自希腊，其意原本是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提高人类基因质量。但是二战中德国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屠杀，使优生学背负恶名，也成为各国避之不及的敏感词汇，从此世界范围内的优生学运动也永久性地停滞下来。聂精保教授表示，当下在基因科学的进步以及有关伦理学一系列讨论中，都不难看出，优生学仍然在纳粹的阴影中无法发展。他认为，对于优生学，不能忘记历史教训，但是也要承认其科学性，采用所谓的“拿来主义”，取精去糟，尤其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应该关注优生学的发展。 另外，社科院景德祥的《德意志帝国的科技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孙治本教授的《德国宗教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清华大学游战洪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等演讲也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