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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官之一——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自从来到中国，就不幸地跟天堂里的赫尔墨斯（Hermes）和冥界中享受退休生活的大侦探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搭上了关系。霍姆斯法官本有通用译名，但是一本叫做《法和经济学》（施少华、姜康强等译，张军审校，责任编辑： 广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译著在第1、50页舍通用名“霍姆斯”不用，却分别用了很有迷惑力的“赫尔墨斯”与“福尔摩斯”。如果说给霍姆斯起名是每个译者的自由，那么，在同一本书中一会儿叫做“赫尔墨斯”，一会儿叫做“福尔摩斯”，不免令人难以理解。类似的，法律经济学的一位创始人也在本书得到了两个译名，分别是第2、7页的“盖德·卡拉布雷西”、“盖德·卡拉布莱希”出现。他的合作者A．Douglas Melamed则在第89、92页中分别以“玛莱姆德”与“梅兰德”。更令人咋舌的是两本期刊的遭遇了，the Journal of Lawand Economics和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是法律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两本期刊。前者在第7页上，分别以“法和经济学期刊”与“法和经济学杂志”出现，而后者分别在第7和第8页上以“立法研究杂志”与“法律研究杂志”出现，中间只隔了四行字。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对于具体内容的翻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通常翻译为“超越合理怀疑”，书中却翻译成“超过一个起码的怀疑程度”（第57页）；“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the verdict”通常翻译成“与陪审团裁断相反的判决”，书中的翻译是“虽有裁决但需判决”（同上）；“…从地位到合同…”一般为“从身份到契约”（第153页）；“亨利·缅因《古代的法律》”一般为“亨利·梅因《古代法》”（同上）；“同意反复”应为“同义反复”（第156－157页共6次）；“强制履行承诺”为“强制不履行承诺”（第162页倒数第3行）；“有不可强制履行合同”为“有可强制履行合同”（第170页图6．7图头）等等。近年来译著质量下降是久有耳闻的，然而像这本书的翻译、校对质量之差，真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译著质量，直接关系到学习和研究。好的译著，可以准确绍介国外的著作，以便于读者准备了解相关知识，同时也是国内学术积累的一个源泉。而糟糕的译著，则不但不能成为学术积累的源泉，甚至还会误导读者，成了学术的毒药。我国要与世界各国一同发展，一方面交流需要我们翻译大量的文章和专著，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许多研究还比较落后，因此需要阅读国外优秀的著作来促进学术发展。尽管当下的大学生和教授们都至少懂得一门外语，但是相较之下，母语的优势仍然不可忽视。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国外著作的母语化都是必须的。在日本，正是由于对翻译的重视，他们总是能跟踪世界的发展。相形之下，我国译著的质量下降，则尤令人痛心。读不懂译著成了一种常态，读懂了反倒变成一件稀罕事。像本文前边提到了，一个人两个名字，与通常大相径庭的用法，动辄漏字，望文生义等等，这些错误，大部分都很有迷惑性，对一个初学者而言，这些几乎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