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体式纷繁是其一大特色。与之相适应，中国古代文论向来有辨析文体的传统，文体论著源远流长，尤其是《文心雕龙》以几近一半的篇幅研讨文体，奠定了古代文体论的体系。其后的历代文体论著，无论是总集附论型，或是文体专论型，还是独立专著型，均难脱《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窠臼，表现出封闭性和 日趋繁琐的特点。“五四”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则长期轻视文体的研讨，甚至将其视为形式主义而不屑深究。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研讨文体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渐成古代文学研究新的热点，出现了一批探讨个别文体的专文和相关的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推出的李士彪著《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可称作为古代文体立学的尝试。 古代文体学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李著由“文体”一词的辨析入手，揭橥其“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文章体裁，二是指文章风格，三是指篇章体制。”全书即以“体裁学”、“篇体学”、“风格学”三者为纲，构建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的完整体系。这一总体架构，既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观念的实际，又突破历来将文体论主要理解为体裁论的偏颇，为把对文体的探讨上升为文体学的科学体系奠定基础。在这一体系的构建中，作者力图“恢复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的原貌”，努力贯彻“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并重”的原则。如在“体裁学”上、下二章中，作者既从“体裁分类论”、“体裁规范论”、“体裁流变论”等方面进行理论上的归纳综合，又从诗赋、边缘体裁、俳谐体等角度展开创作实践的具体剖析，这就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对当时的体裁观念进行全面整合。“篇体学”和“风格学”二章，同样既注重理论观点的条理和阐发，又注重作品实例的辨析和归纳。诚如作者所强调的：“文体学是土生土长的学术，是中国固有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著为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构建的体系，也可视为整个古代文体学的体系。所以，虽然这一体系的某些方面尚可推敲、充实，如对“篇体学”的界定、“风格学”内涵的阐发等，但全书无疑在古代文体学体系的构建中起到了发凡起例的开创作用。 将古代文体学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是李著的又一鲜明特色。诚如作者自述的，“对魏晋南北朝的主要文献采取了‘竭泽而渔’的研读方法”，“通读了与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有关的主要文献，如‘前四史’、‘两史九书’、‘严文逯诗’以及许多经、子著作”，“同时对先秦两汉以及唐、宋大量相关文献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明、清及近人成果也多有涉猎”。正是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才使这部著作呈现出十分厚实的文献基础。如论“体裁之承传”，就广采文献，列举了在前人作品基础上“依傍而作”、“补亡而作”、“模拟而作”等各种情况，说明“六朝文人的作品在体裁上多依仿前人”，“正是因为作家的按体作文，才使体裁得以延续和发展。”而论“体裁之盛衰”，以“玄谈起而论体盛”阐述体裁发展受社会思潮影响，以“碑铭禁而墓志兴”阐述体裁发展受政治体制影响，从而证明《文心雕龙》的著名论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也是广征博引，发前人所未发。又如“篇体学”中论“藏词与截句成词”、论“落霞句式”、论“秀句与摘句嗟赏”，“风格学”中论“丽的追求”、论“风格的意象点评”、论“风格流派之体认”，其征引文献数量之广、之全、之细，都令人叹为观止，使人确信作者自述的“竭泽而渔”的研读方法不为虚言。全书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李著的研究对象是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但又绝不局限于此，作者以开阔的学术视野，观照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观照文体学的发展史，作出了许多精彩的论述。全书以文体为切入点，注意到一般文学史忽略或语焉不详的领域。如五、七言诗及绝句、律诗的稳定和成型，诗歌技巧的经验，文有“诗语”、“赋心”，俳谐体的艺术手法，作家对体裁的偏美与兼善，等等。这些论题的深入开掘，都大大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一部从文体角度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因而，它也为文学史撰写体式的多样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者在研究中“强烈感受到文体学发展的延续性，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是汉代文体学的延伸，唐代文体学又是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的延伸。”因此，书中多有对此时段以前文体观念萌芽和形成的追溯，更有对此时段文体发展影响唐代文体实例的开掘和阐发。如作者从“衣带”意象由汉乐府到唐诗中使用沿革的考察，阐明文体发展的延续性，就很有说服力。又如作者揭示，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许多名句，都可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发现其源头，如作者在《艺文类聚》所引萧绎、萧纲兄弟的诗文中，发现了《望庐山瀑布》诗中“飞流”、“瀑布”、“天河”等语词和意象的来源，并认为：“后人称李白为‘诗仙’，过分强调他的创造性，至于他对前人的借鉴则估计不足”，“笺注家一遇到杜甫诗就刻意寻找出处，大讲用典之精；一遇到李白诗就纵情标举天才，侈谈独创之妙，致使李白屡受独创之妄赞。”这些从文体发展源流的考索中得出的心得，颇能发人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