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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跟北师大的几个学生聊天，我问一个拖着鼻涕的男生：“现在忙什么呢？”那个男生吸了一下鼻涕，说：“我在出书呢。”又问一个拖着鼻涕的女孩：“那么你呢？”小女生说：“嘻嘻，俺也在出书呢。”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怎么出书的。原来是大学教授牵头，找来一堆资料、课本，以每小时 30元钱的 薪水请来一帮贫寒的研究生，给他们剪刀、糨糊、钉书针等工具，在一个黑屋子里剪剪贴贴，缝缝补补，然后，一本《成人考试必读》或者“某某年全国最佳教育理论”就这样顺利出版啦。 最近许多出版社争相出版“全国年度最佳文选”，使我想起了上面的那个场面。当然，出版社一般不会像那帮学生一样胡闹，他们会相对地严谨一点，但还是有某种让人不舒服的草率的因素：是谁赋予了你们权利，让你以全国人民之代表的名义来行事？ 这里面隐含着一种普遍的症候，那就是“代表症”。有位长者对我说，我们这里的人总是在争，他们先是争头来做，争不到头就争代表，如果争不到代表，那就会去争历史（比如最近出版界发生的一些回忆录事件）。但头儿的位置稀少，而一般人又没有那么多宏大的家族荣誉史或个人英雄史，因此，争代表就是最普遍的现象。倪萍在晚会上一开口就说，我代表全国人民……奇怪，全国人民给你发代表证了吗？这是一种“病”。 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被强行“代表”了，而我们却不恼不怒。这是一种典型的羔羊心态。也许我们心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觉得“全国人民”只是一个套话，与我们没关系。我嘛，反正也不准备发言，谁爱代表就让谁代表去吧。于是，一些人就非常顺利地争取到了代表权。而代表权绝对不仅仅是发言权，它其实与利益密切相关。最近的编选“年度最佳”就是一个例子。他编的可是全国最佳，那么他就无意间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利。你想被编入吗？那么就向我抛个媚眼吧。我认识的一个南方作家每次来北京，总被一群大龄“文青”包围着，据说他将动笔写一部当代文学史，如果你想在文学史上留一笔，那你至少得在他面前露一下你的小脸，向他提示一下你的存在吧？ 前几年，余秋雨与余杰骂架，余秋雨说了一句，如果怎样怎样，全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至少我的读者是不会答应的！这句话被学者郝建抓住了小辫子。他说，余秋雨这么说，其实是在绑架全国人民，你跟人家斗嘴斗急了，拉来了全国人民给你做后盾，这是谁给予你的权利？动辄就说“代表”的人其实就是非常善于绑架的人，他把大众做为他的人质，来谋取他个人的利益。而那些出版“某某年全国最佳散文选”的人，其实是在哗众取宠，拉全国人民来做他的抵押品，而他却以此为资本去做暴利的交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