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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0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发表两篇文章，对我发于本年第6期《文学评论》的《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下称《说〈张〉》）一文提出异议。笔者读后，不敢苟同，拟撰两文分别作答。此文答复王春瑜先生。
王先生的《厚诬乎？粉饰乎？》（下称“王文”）首先为我“未及看完《张 居正》第四卷就写出此文”而颇感“遗憾”，说“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这是‘夜半临深池’的冒险行为。”实际情况是：我动笔写《说〈张〉》时，其第四卷尚未出版发行，不是“未及看完”，是根本就没看到，也无由看到。对尚未出齐的多卷长篇小说进行“评论”就是“冒险行为”，笔者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这说法能够成立，文学界的冒险家就多不胜数，在《张居正》只出一卷或两卷时就写评文者大有人在，但未见有谁提出这样的批评。如果在看到末卷“大结局”之前不能进行“文学评论”，那全书还未写完就拿出第一卷参加评奖又作何理解？不能评论怎么评奖？我批评此书前三卷特别是前两卷的诸多滥造、悖逆历史之处，与第四卷内容并无关联，其第四卷无论写成什么样子也丝毫不能改变前面三卷的这类弊病。 王先生好像是以史实为据来反驳我。可看来看去，真正与拙文观点相左者只有那么一点点，这也是令人不解之处。我的所谓“长文”除去引言和结语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批评小说厚诬高拱及相关多位古人，并分五个方面论述其诬点之多，程度之重，而王先生只取一个旁支的小点——穆宗是否崇道做文章，对偌多重要事例均未反驳。第二部分，批评小说厚诬魏学曾和王希烈两位大臣，并说作品有关王希烈的种种笔墨“不仅全是随心滥造，也是颠倒历史、厚诬古人的文学标本”。要说“帽子”，数这顶分量最重，可王先生对整个第二部分不置一词，也不说这顶“帽子”是否合适。第三部分批评小说粉饰张居正的三个方面，一是美化其为人厚道，竟将他歪曲为在京察中放过“上百”贪官的政治庸人，二是粉饰著名的王大臣案，三是粉饰张居正令亲信杀害邵方并追杀其三岁之子。王先生只对王大臣案说些与他过去的论述相悖的话，对另外两点一言未发。这是否表明王先生同意拙文对小说的绝大部分批评呢？好像是，但不尽然。其文大讲高拱之坏和张居正之好，还赞扬《张居正》对张贪贿之类的“最大弱点”“有比较充分的描写”，以说明小说并未厚诬高拱、粉饰张居正。初看似有道理，而实属王顾左右。下面就按王文的顺序，逐一商榷。 一、穆宗崇药不崇道 王文第一部分论证穆宗朱载崇道，以明小说所写不诬。文中举出两点理由。其一，“隆庆二年（1568）他下旨‘停正一真人封号，但授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给印。’可以为证。”其中引文出于查继佐《罪惟录》，而查《穆宗实录》，有关此事的记述是这样的： 隆庆二年正月……诏革正一真人名号，夺其印。张氏自东汉建武中张道陵以修炼符水术起，传数世。有张鲁者，即史称五斗米道贼也，号能摄役鬼物，愚民神而事之。鲁之子元忠即道陵炼丹处，设坛授法。唐会昌间始赐名真仙观。宋大中祥符间，王钦若奏改为上清观。元至正中始封正一教主真人，主领符事。国朝因令承袭，传至嗣孙张永绪，以淫纵闻，术益。永绪死，无嗣。江西守臣因言张氏职名赐印不载于典制，且隐税逃役，公行吞噬，无功于世，有害于民，宜永为裁革。礼部覆如守臣言，请革其封号，止以裔孙张国祥为上清宫提点，铸给提点印。上从之。① 显而易见，这是穆宗时期贬抑、打击道教的重要举措，揭其根底，列其祸害，裁其名号，降其地位，自然也就削其特权，明代二百年来所未有。王先生将它作为穆宗崇道的证据，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其二，穆宗服过量春药而死，那春药来自道者。王先生将情形描述得绘声绘色。但无论形象如何，也无论那春药是太监从何处为他弄来的，终究还是好色而吃春药，上不了“崇道”的纲，与其父为求长生而“崇尚道教”（《明史》本纪评语），大炼灵丹不能同日而语。笔者孤陋，此前没见到哪部史书认为朱载是崇道皇帝。好吃春药的主儿常是认药不认教，哪种有效就用哪种，从穆宗的行事看，他是崇药，不是崇道，就像今天吃伟哥者未必崇洋一样。前引史料就是明证。《张居正》为贬损高拱以抬高张居正，大写穆宗将道士请进皇宫为其炼丹，还奉为钦差，在京城搜罗童男童女，打死百姓，把宫内外闹得乌烟瘴气、沸反盈天，而首辅高拱居然支持这些丑行，成了忠臣张居正的对立面。这岂不是在厚诬“改革派”高拱的同时，也厚诬了穆宗朱载？ 二、《张居正》厚诬高拱无可辩驳 王文第二部分一面说“判历史人物的功绩，主要看他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而不是简单地把他放到道德的天平上”，一面却对“改革派”高拱大施道德乃至性格的挞伐。王先生以往可不是这样评述高拱。他在《明代宦官》中说：“高拱是个心直口快、出言不慎的人。穆宗去世时，他曾在内阁一边哭，一边感叹不已地说，‘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这虽然是实话，却被冯保当把柄……”②（第128页），如今这原属“心直口快、出言不慎”的“实话”竟变成了“胡说”，并被上纲为“向最高皇权提出挑战”。就是皇权思想极深极重的封建时代史学家们也没见哪位给高拱的这句话如此上纲。王先生在前书中对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做过许多中肯评述，对“阁臣动辄被宦官罢了官，受迫害的事”（第28页）愤愤不平，并对冯保与张居正“密谋，把高拱打下去”做这样的陈述：高拱趁穆宗去世，“冯保假传遗诏”之机，“上书削减司礼监的大权，还之内阁”，“高拱以为，他与张居正、高仪毕竟同在内阁办事，因此对他们慷慨陈词，说受先帝托孤，不敢不竭尽全力效命朝廷，对冯保的专权，深感忧虑，想与他俩共同设法，把冯保赶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张居正马上把他的密谋，全盘托给冯保，并积极策划把高拱逐出内阁。”后高拱被逐，“目瞪口呆，趴在地上都起不来了。张居正假惺惺地把高拱扶出宫门，又装模作样地与高仪一起上书请留下高拱。”（第182、183页）这种陈述的爱憎、褒贬倾向和是非观念何等分明，怎么现在突然一变竟说高拱上书并动员言官驱逐冯保“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冒险勾当”，并说张居正“坚定地站在李太后、冯保一边”，“是正确的政治选择”。于是，“假惺惺”、“装模作样”之类的字眼不见了，代之以“高拱政治挑衅失败、被罢官后，当场吓得半死……还是张居正将他扶出宫门；张居正也曾上书，挽留高拱。”同一位历史学者在不同情况下评述同一件史实，分别竟如此之大，几乎颠之倒之了。何谓“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道当时朝廷内外、普天下人都倾向这位太监矫诏专权，拥护并且保护冯保？历代那些同受皇权支持的专权宦官争阁部之权而被罢官、下狱甚至被处死的大臣难道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如此，王先生一面说“在历代屡见不鲜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并没有太多的是非可言”，一面又大讲高拱排挤徐阶，并违背史实说高拱“将他赶下台”。高拱于隆庆元年五月辞官回家，徐阶是在此后一年又两个月才被给事中张齐劾而致仕，何言高拱赶徐阶下台？“快意恩仇”的高拱再上台后确实出于私怨“不遗余力”地报复早已下台的徐阶，而徐阶也是王先生认定的贪官，他的两个儿子尤其“性贪鄙”（王世贞语），对这样的父子、家庭加以惩治对老百姓有利，不可能“天怒人怨”。高、徐各有各的账，没有必要感情化地褒徐贬高。 如前所述，王先生此番大损高拱实际与驳斥拙文《说〈张〉》是风马牛。拙文是批评小说用大量文字从多方面厚诬高拱排挤张居正出阁，王文却说高拱有其他人格与性格弱点。难道因为他有这些弱点就可以将他与张居正一起重用殷正茂平定叛乱的美点歪曲为他排挤、打击张居正的阴谋诡计？可以将他信任、提拔的“出入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钱”的两广总督写成“隆庆朝最大的贪官”和行贿狂？可以诬他支持皇帝崇信道士在宫内外胡作非为？可以诬他在国库空虚情况下主动拨款20万两讨好李贵妃？高拱是这样的首辅吗？有这类劣迹吗？而作品写他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结党于下献媚于上以排挤次辅张居正。这不是厚诬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没有太多的是非可言”，那小说作者为何不遵循历史本身的大体轮廓去写，而要在第一卷中大肆虚造高拱的种种劣迹？作品让人看了，觉得张居正是被动应付高拱的排挤，以此假相粉饰他协助冯保排挤并赶走高拱的历史真相。 王先生说，“从表面现象上看，张居正背弃了昔日的盟友高拱，但未必就非要一定上升到人格高度去否定他。”是谁将张居正的这种“背弃”行为“上升到人格高度去否定他”呢？拙文在引述某些有关高拱“为张居正所倾而罢”的史料后说：“史学界对此看法虽不甚一致，但高拱并未成心排挤张居正出阁还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我的结论，抛开张居正是否排挤了高拱不谈，重在说明高拱排挤张居正乃子虚乌有，从而批评小说第一卷的大量文字悖逆历史，厚诬高拱。这与否定张居正的人格有何关联？其实，把张居正协助冯保赶走高拱的行径上升到人格高度的正是王先生自己。上面说的“假惺惺”、“装模作样”不正是人格的评语吗？《明代宦官》还说张居正“正想除掉高拱，以便自己独揽大权，遂与冯保一拍即合”（第181页）。为争权而与宦官合谋，除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改革派首辅盟友，岂不是明摆着的人格问题？王先生说：“如果高拱一旦得势，谁能保证他不排挤、迫害张居正？”当然没人保证。但谁能保证张居正、高拱两位改革派继续共同执政，高拱就一定会排挤、迫害张居正呢？事实上，这个被王世贞称之为“性直而傲”的“浅人”，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首辅，颇为得势，可并未排挤对他复职有功的盟友张居正，而对方真的在他与冯保斗争的关键时刻助了冯保一臂之力。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因为没人保证高拱将来不排挤张居正，就可以把实际发生的历史情况颠倒过来，编造高拱千方百计、急不可耐地排挤张居正出内阁吗？这是什么逻辑呢？《张居正》厚诬高拱洞若观火，无可辩驳。 三、张居正参与了迫害高拱的王大臣案 关于王大臣案，王先生写道：“马先生所说张居正勾结冯保炮制王大臣案，企图进一步陷害高拱，其实那是冯保的阴谋。”首先应该指出，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此话歪曲了拙文的观点。我的原话是“张居正历来被史学家视为人格污点的是他参与了冯保发起的欲借王大臣案陷害高拱。”发起此案的是冯保，张居正是个“参与”者。怎能将这种表述解作张居正主动“勾结冯保炮制”此案呢？王先生只说“那是冯保的阴谋”，对张居正是否参与了这一欲置高拱于死地的奇案却讳莫如深，而说什么“史籍上不是分明记载着，居正后来不是力劝冯保罢手，冯保终于收敛么？”接着又大摆事后张居正对高拱的“恩”，忿怨高拱恩将怨报，骂他在《病榻遗言》中说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是“临死放了一个挺尸屁”。这与《明代宦官》中对这一案件的如下表述和看法大相径庭： 万历元年（1573）正月，有个叫王大臣的人……潜入乾清宫，被逮捕送东厂。冯保与张居正密谋，想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冯保让家人辛儒给王大臣一大包银子，给他好吃好喝，将刀放在他的袖子内，要他陷害高拱，说高拱因心怀不满，特派他行刺皇帝。王大臣利令智昏，同意了。冯保暗喜，以为高拱这下定被问成死罪，并株连九族。隔了一天，锦衣都督朱希孝等会审，严刑之下，王大臣吓坏了，连声大叫：“许我富贵，怎么又拷打我，我在什么地方见过高阁老呢？”朱希孝一听，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再审。大臣杨博、葛守礼等都力保高拱，葛守礼更以全家百口人担保高拱绝对无此事。连张居正也迫于舆论压力，劝阻冯保罢手。这样一来，冯保才稍稍收敛，用生漆酒将王大臣灌成哑巴，然后送法司问斩，杀人灭口。（第183页） 说得何等明白。这桩欲陷害高拱致死并株连九族的大案是“冯保与张居正密谋”的，在王大臣变了口气“大叫”，“朝中大臣群起反对之下，张居正“迫于舆论压力”，才劝冯保罢手，并“杀人灭口”。王先生在此叙述中显示的观点与我说张居正“参与了”此案有何不同。如果定要寻找不同，就是王先生相信《明史·冯保传》记载的“与居正谋”，而我只是将此话作为史家见解之一种，我个人只取多数史家的“参与了”的观点。最令人诧异的是王先生竟认为在谋害不成的情况下，张居正对高拱作出的种种姿态不是黄云眉先生所考定的“欲盖弥彰”，而是对高拱“尽了仁，也尽了义”，所以禁不住破口而骂不领此种“仁义”之情的高拱“放挺尸屁”。 王文的副题是“《张居正》引发文史之争”，从以上多处引文可知，王先生与我的分歧主要在“文”的方面，即对这部历史小说的评价相去甚远。至于“史”的方面，则是王先生与自己之争，是今日王先生与写《明代宦官》的王先生之争，而我对高拱与张居正的评判和看法与过去的王先生实无区别。王先生为了坚持对一部历史小说“最好”的评价，不惜将某些中肯的历史见解改变得面目全非，自相抵牾。这是令人遗憾的事。 王先生对拙文第三部分种种例证视而不见，甚至连上面说的王大臣案也忘记了，说“通观《张居正》全书，也没有马先生所说的‘把他的弱点写成长处，或为某些不光彩事涂脂抹粉，从而颠倒历史，粉饰其人。’”我不想再重复那些例证，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至于说小说对张居正“最大的弱点”贪贿的描写“比较充分”，则属言过其实。那实际是作品对主人公的另一粉饰点，但因第四卷当时未出，拙文就未涉及，与王先生反驳拙文也无干系，故不拟在此多占篇幅。 王先生在文末还说我是“用索引式考史的方法，去平叛历史小说《张居正》”，“强调小说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无出处”。这关涉历史小说与历史关系的理论问题，也是另一篇与王文同时发表的文章提出的问题，笔者拟于另文一并讨论，这里就不多谈了。王文开篇引用拙文提要之后，说我给小说《张居正》“扣的帽子太大，完全不合尺寸”。那其实不是什么帽子，而是由大量例证和论述必然达到的结论。如果硬说它是帽子，也是作品本身从胎里带来的，我不过是指出而已。倒是从它诞生之后，人们加给他的另一类帽子——高帽，似乎太多、太滥、太不合尺寸，我不认为那些远离作品实际的高帽对作者和读者有什么好处，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和批评的发展有何助益。 ①《明穆宗实录》卷十六。 ②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