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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曾繁仁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洋洋九卷，不禁心波一动，翻开各卷目录，有些情浪起伏。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至今出版的聂振斌、袁济喜、杜卫、谭好哲、钟士伦、单士联、姚兴全等学人的十余种关于中国美育史的著作，这一横贯古今的通史，可以说既算总结，又是开创。所谓总结，就是把简史衍为全史，从史的角度，让未甚多曾在美育史上露面的人物与思想，尽量全面出场和亮相，把较少的断代著述缀补为整体性通史，而且以史的逻辑和论的框架，呈现出来。所谓开创，就是这一总结同时又将转化为一片新的研究场地，让关于中国美育历史和美育思想，以一种新的方式，激荡出新的百家争鸣和百舸争流，使中国美育史的研究，呈现新的景观。 凡涉猎中国美育史的学人，都会感到治美育之困难、曲折、艰辛。美学和教育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一部分，都是在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借鉴西方的学术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如果说，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中国美育史，都属美学，那么，现实的情况是，美学原理的体系著作很快就写出来了（从1923年吕澂《美学概论》到1932年朱光潜《谈美》……），而中国美学史的通史著作则出现很晚，中国美育史则更晚（1988年许有为《中国美育简史》、1992年有单世联、徐林祥《中国美育史导论》，1993年有聂振斌《中国美育思想述要》……），这说明什么呢？中西文化差异在美学和教育学有最为鲜明的体现。从美学来看，写出美学有西方样板即可，最容易，写出中国美学史，必须有中国的特点，难些，写出中国美育史，不但要有中国美学的特点，还关系到中国教育学的特点，更难。 难之一在中西思维方式上，西方是区分型的，先把真善美从本质上区分开来，然后综合为人性整体，这样，美和美育都有独立的地位。中国是整合型的，真善美在区分的同时就相互关联和互相渗透。美与真、善，美育与德育、智育相互关联，并为之服务。中西思维各有特色和长短，深讲太复杂，不在这里展开。但蔡元培、王国维等在创建中国现代美育时，就感受到中西差异，但力图结合中西来予以进行。首先，善、真、美以及相关的德育、智育、美育要区分开来，蔡元培在《哲学总论》（1901）中说“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然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蔡元培1912年2月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该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1903）谈到美育时也讲：“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这与席勒《美育书简》以来所形成的西方美育思想，虽然总的来讲可谓殊途同归，但其观念论述和具体践行，又差别极大。正是在这一文化区别中，中国美育史，陷入到甚多的困难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