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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这得益于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的老底子，以及建国之初大批留学海外的科学人才回国。 也许正因为此，当时领导人说起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来，还是有几分底气的。正如胡先生所说，“12年规划实际上就是一个追赶的计划”。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规划并未能按照既定轨道顺利实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运动的干扰，到“文革”结束后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是怎样的呢？还是引用胡先生的话：“1980年开全国科学大会，咱们国家与世界的差距要比1956年搞第一次科学规划的时候大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科学发展得非常快，这时候你要错一点，就比你前边倒退10年。所以我们这10年过去了，人家好多新的领域我们听都没听过，什么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则，什么光化学，分子反应动力学，咱们根本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人家都是这几年做的。这时候科学已经到了那个地步，堆积出来的东西越堆越多，越用越好啊。” 第四，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这就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感觉了，但一滴水也能折射出江海之貌。从父亲手稿中，我读出了50年代人们那种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上至国务院、科学院的领导人，下至各学科科学家及我父亲这个年轻秘书，都在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科学事业废寝忘食地工作，充满了热情、希望甚至有一种叫做“忠诚”的东西。那时我父亲正当31岁，而立之年，他深知12年科学规划对我国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相较之下个人、小家庭的分量就显得很轻了。 1月到3月，我在母腹中孕育，已近瓜熟蒂落，但父亲没有一天是在家中或医院陪伴母亲，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西郊宾馆、西苑大旅社和中南海怀仁堂等地开会、奔忙。3月12日我出生当天，父亲手稿中记着：“上午9点，至西郊宾馆。近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者已大部集中。”“9点，和武衡同志谈。10点，在楼上生物地学组，对新来的工作人员作了报告。午后，武衡召集了学部谈，苏联科学院16位院士将到京，应作准备。5点回。” 那天父亲下午5点才下班，从西郊回到府右街家中或北大医院产科病房，最快也有6点多钟了。 我问母亲，您是怎么生的我？母亲说，肚子痛了，自己拿个小包去医院，生时也是一个人，出院时抱着你，自己叫辆三轮就回来了。 不可思议！在今天，这样的父亲会被看成对妻女不负责任。而在当时，这种工作状态是普遍的。那时提倡的是一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正是自觉遵循着这种精神。 接下来的13日、14日、16日、17日，手稿中都有记录。父亲天天忙，忙得不可开交——苏联总顾问拉扎林科做解释发言，科学规划委员会开成立大会，讨论学部草拟和学术秘书处所总结的53个重要项目，等等。这一切都是那么重要，从中自然看不到一点刚分娩的妻子和新生女儿的影子。 写下这些，我对父亲毫无抱怨之意，相反是一种敬佩，敬佩他为了心中崇高的事业和理想，甘于奉献和牺牲。 从父亲的手稿中，我还发现自己过去并不是那么了解父亲。我不够了解30岁的他是怎样忘我工作的；不够了解一直被我看作“外行领导内行”的他，实际上也具体参与了科学工作（比如1月21日在怀仁堂，3月12日在西郊宾馆，代表生物地学组做业务报告）；不够了解正式学历只读到完小的他，在文字上是那样有才华。过去我虽然也读过他写的东西，但似都不如这份手稿写得这样简洁、明晰，还时时出现“亦到”“即至”“至院”“座为之满”之类的文辞。难怪后来父亲随张稼夫调到国务院二办（文教办公室）后，独立主持计划组的工作，被文办的同事称为“笔杆子”。 我叹息，不能在父亲生前充分了解他的这些长处，也感慨：低调而不事张扬的人，常会令人在不经意间，越来越多地发现他的优点；而那些生前爱搞个人崇拜的人则相反，他的缺点和问题会在身后越来越多地被人发现。 读父亲的手稿不禁令我联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不由不发出这样的喟叹：如果沿着1956年那种势头发展下来，以当时人们那样的干劲，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不是早就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了吗，至少不会相差得那么远。遗憾的是历史开了个大玩笑。正像胡先生所描述的，到1980年第三次科学规划时，已经被世界科学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手稿中提到的人物，据我所知，范长江、张稼夫、杜润生及我父亲等，都在“文革”中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范长江1970年惨死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一口枯井里。 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父亲是弥足珍贵、无比重要的，但在科学乃至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他也只不过是一滴水、一朵小小的浪花；这几页手稿，在浩如烟海的科学史资料中，也许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但我相信，正像滚滚洪流是由无数滴水和浪花组成的一样，无数小人物的辛勤劳动真诚奉献，才是历史得以向前发展的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