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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接到天津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先生的来信，随信寄来一本海燕出版社新版《书衣文录》。刘先生在信中说，“今年是纪念孙犁逝世十五周年，我又编了一次《书衣文录》。不敢说全了，我想再有也不会多了。” 刘先生已年逾八旬，多年来苦心孤诣，辛勤搜求孙犁先生散落各处的佚文，已为孙犁先生编了几十本书。前些年，他曾找我征集过孙犁先生写给我的几封信，并编入了新版的《芸斋书简》。 这本新出的《书衣文录》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创意：牛皮纸封面是空白的。刘先生在信中说：“这本书的书名要自己写。”再翻开扉页，用仿真度极高的蓝墨水印着两个钢笔手迹“孙犁”——显然，这是为那些酷爱孙犁“签名本”的书迷们特意设计的。 由这个印上签名的“签名本”，我不由得想到我与孙犁先生的多次交往，想到我有幸得到先生诸多“签名本”的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77年冬天。那时我刚到《天津日报》担任农村部记者，一天早晨去锅炉房打水，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说：“瞧，那就是孙犁。”我一听连忙追出去看，却只见到一个背影，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 1984年，我被调去主编报告文学专版。当时副刊上发表了两篇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读后发现了一些新的风格要素，就草拟了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提纲，打算寄给孙犁先生过目。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还斗胆对《孙犁文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封信和提纲是托文艺部编辑张金池转交的，老张也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一听说我对文集的体例提出了质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说，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实际上就等于是批评孙犁先生啊！我听罢暗暗后悔，生怕自己的冒失会引起孙老的不快。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到文艺部去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更令我惊喜的是，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写道：“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见孙犁《无为集》）。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此后，我与孙犁先生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吧，报社准备开展有关孙犁的专题研究，分配给我一个课题，就是结合新发现的孙犁早期著作《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写一篇研究孙犁新闻思想的论文。我把孙老的原作仔细地校读了两遍，同时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在动笔之前，我照例给孙老写了一封信，请教几个疑点问题。当天下午，孙犁先生就给我写了回信，而且是用毛笔竖写的，书法秀润清新，一共写了四张稿纸，回答了七个问题。我把握不准的疑点全都迎刃而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