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把那篇论文的题目定为《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我写得很用心，力求做到考证精审、立论有据，洋洋万余言刊发在《新闻史料》上。孙犁先生看到这篇论文后，当即给我写来一信：“昨日见到《新闻史料》，当即拜读大作论文。我以为写得很好。主要印象为：论述很广泛，材料运用周到。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衷心感谢！”这封信后来刊登在《天津日报》副刊上。许多朋友读了以后对我说，孙老从不轻易表扬人，可这封信里却写了这么多夸奖的话，可见老人家是真的开心。 1992年冬，我决定南下深圳，临行前想向孙老知会一声。我请孙老的女儿孙晓玲帮我联系好时间，依时前往孙老家拜望。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我吃惊地发现，几个月没见，孙老消瘦了很多，满面病容。我对孙老说：“听说您近来身体不好，也不敢来打扰，可是没想到您瘦成这样了。您应该早点去医院看一看呀！” “我不去医院，”孙老口气异常坚定，“我生病从来都是自己扛过去的。” 我知道劝说是徒劳的，正想说南下的事情，孙老却先发一问：“侯军啊，最近怎么没见你写东西呀？” 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确实，自打决定南下，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见我不言语，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要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这是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教诲，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说话间，孙老拿出一本新出的《芸斋小说》题赠给我。而我却最终也没敢把即将远行的决定当面告诉他。 我南下深圳不久，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随后动了大手术，胃切除了二分之一。这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1994年8月，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一周年之际，我回津探亲，行装甫卸，便急不可耐地跑去看望孙犁先生。 像往常一样，依然是孙老本人前来开门的。只见他面容清癯，满头银发，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虽说是大病初愈，走路稍显缓慢，但却十分稳健。落座之后，孙老笑道：“你今天来得真巧，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去年手术之后，恢复得挺好，现在又能写点文章了。” 那次见面，孙老谈兴很浓，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还谈到当时文坛的浮躁风气。孙老说：为文的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规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坐不下来，整天烦躁不安。在这种心态下，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不过，我现在似乎也感到我所恪守的“寂寞为文”这一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坚信文人应当恪守“寂寞之道”。 那次畅谈中，我把自己新出的艺术评论集《东方既白》送给孙老指正。孙老则题赠给我一本《孙犁新诗选》，还为我在一套八卷精装珍藏本《孙犁文集》的扉页上签名留念。如今，这些签名本已成为我书房里不可替代的“镇宅之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