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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当年融叙事于抒情的艺术尝试，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创作和批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必须承认，诗对“此在”经验的占有、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远不如其他叙事文类宽裕从容。对此，早在唐代的杜甫就有所觉察，并尝试合理吸收叙事文类的技巧，以事态抒情规避诗歌文体的先天不足。他的《佳人》写一段乱世佳人的心路历程，其间有被丈夫遗弃后幽居空谷的苦难遭遇，有自身守护贞洁的内心世界披露，有出身良家却流落山野、丈夫轻薄迎娶年轻女人的叙述，还有“我”用藤萝修补茅屋漏洞等细节，信手摘花却无心插戴鬓间望着柏叶沉思的动作，这些既有抒情写意，更有叙事写人。在抒情中叙事的方式自然加大了文本的容量，推出了相对完整的“故事”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诗歌向日常生活俯就，诗人愈发意识到生活原本是叙述式的，对它最老实的处理方式不是虚拟阐释，而是叙述与描述。于是向杜甫的叙事做法学习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王家新要在诗歌中“讲出一个故事来”，张曙光差不多用陈述句式写诗，臧棣以《燕园纪事》作为诗集的名字，孙文波的《在西安的士兵生涯》、萧开愚的《北站》、刘春的《一个名叫刘浪的女孩》等以叙述支撑文本的作品接连涌现，“叙述”意识自觉内化为许多诗歌的艺术血肉。诗人们的“叙事”使向来主情的诗歌获得了一定的情境化、事件化品质，拓宽了诗歌的情绪容量，好在诗人的情绪渗透和生活认知压着阵脚，使诗是叙事的，但更是诗性的。 杜甫的写作态度对当下诗人也有着隐性却深刻的内在启悟。杜甫一生与诗不离左右，将诗歌作为自己灵魂与情感的寄托。他以对诗歌的虔敬之心，打通了个人和社会、历史之间的通道。他对语言的锤炼，更堪称千古佳话。且看《旅夜书怀》一诗，“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首诗对动词、数量词的运用就令人击节，炼字炼意的功夫可见一斑。一个“垂”字、一个“涌”字的点醒刺激，使三四句诗意顿活，奇绝贴切得无法更易。而结句的数量词“一”字一出，就将诗人置身于天地间孤寂飘零的形象和情怀，传达得特殊又到位。20世纪90年代后“杜甫热”中的苦吟精神和方法，对诗坛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和覆盖。像郑敏、西川、王小妮、朵渔等诗人能淡然于经济大潮和红尘翻卷之外，平静地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究，自成一脉风景，像李琦总是先洗净双手，然后端坐桌前，享受写诗的安详和圣洁。为什么？说穿了是他们把诗歌视为生命的栖居方式，所以才能敛心静气，一丝不苟，生怕自己的一丝草率而玷污了诗神。杜甫的苦吟精神则有更大面积的回响。诗人们在承继杜甫苦吟艺术态度和精神方面的努力，自然敦促诗歌愈加精致凝练、诗味浓郁，也提高了文本的耐咀嚼力。 “杜甫热”对当下诗歌的启悟是一种综合性辐射，像杜甫诗歌“沉郁顿挫”整体风格统摄下的多元化，像杜甫诗歌抒情主体人格的建构等，对当下诗歌都有着正面的影响和引发。可惜，客观地看，“杜甫热”对当下诗歌的覆盖面和覆盖程度还是有限的，并且在接受杜甫的过程中，很多诗人也并未完全领受到杜甫诗歌的精髓，所以在承继上有所偏离——或及物了，却缺少杜甫自觉沟通个体和群体、家与国、自我与时代的能力，没有必要的精神和意义提升，被琐屑淹没了；或只在意叙事的便捷和涵容力，而不去做使叙事诗性化的努力，造成不少诗歌成为散漫啰唆的代名词，事态有了，诗性却没了；或把诗坛演绎成了实验的场所，在一些人“苦吟”的同时，另一些人却在游戏、发泄、玩儿诗歌。正如很多人以为新诗和西方诗歌关系密切而和传统诗歌相去甚远的误区需要消除一样，这些写作者有悖于“杜甫热”精神实质、阻碍新诗繁荣的创作现象，更值得诗歌界深入反思和有效遏制。 （作者：罗振亚，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