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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体研究总论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东方论坛》2001年03期 龚克昌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山东大学中文系,济南,250100
    【内容提要】 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体,已开始引起世界的注目,但在中国文学中,它因其浮华的形式, 而遭到现代人们的轻视,研究者少之又少。但这对这种文体是不公允的。本文梳理了赋体发 展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指出了各个主要时代赋体的特点,为中国古代赋体史研究提供了 一个宏观视角。
    【关 键 词】汉赋/魏晋南北朝赋体/唐赋/宋赋/金元赋/明清赋
     
    首先我要强调指出,赋这种文体是我国所特有的,是地道的国粹。外国没有这种文体。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教授在翻译我的赴美讲稿时,就将赋直译为:“fu”,他在为该稿英文版作序时,还特加解说:“在英文和其他语言里,没有与赋这种文体相应的名称……,如果中国文学的词汇能够进入西方文学词汇成为其一部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不必因为用中文原名而不安。”
    我同时还要强调,赋体文学是我国先民们聪明才智的结晶,她为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增添了无限的光彩,这也正是我国先民们对世界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任何鄙视或轻视她的观点都是极为有害的,我们必须纠正过去人们对她的非议。
    赋从贝武声,《广雅·释诂》:“赋,税也。”故其本义当指赋税。有统治者就会有赋税,故其出现当极早。《尚书·禹贡》:“厥土唯白壤,厥赋唯上上。”《孔传》:“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这是指冀州(今山西及河北西部)经过治理的土地是细白沃土,赋税是一等的。后赋与“敷”通,“敷,布也。”因而赋又有广布之义。《诗·大雅·烝民》:“赋政于外。”《毛传》:“赋,布也。”后来写作、朗诵也称“赋”,似当是由布衍生出来的。又赋通“铺”。后来以铺陈作为自己的文体特点,并把这种文体取名曰“赋”,我疑也是受“敷”“铺”之义的启示而产生的。这实际上也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赋体文学发轫于先秦,至西汉汉武时期,由于时代的适宜,帝王的提倡,以及丰厚的先秦文学文化的滋养而迅速发展起来。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说,在武、宣之时,“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等等,“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等等,都醉心于作赋,他们都在那里“朝夕论思”,“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 焉与三代同风。”但写诗的人却极少。所以锺嵘才说当时是“辞赋竞爽,而吟咏(指作诗)靡闻”。在此前后,名家辈出,涌现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所谓“四大赋家”。还有许多颇有特色的其他赋家。其中以司马相如的成就最高,他是汉赋的奠基者,我国文学史 上最著名的赋家,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他的《天子游猎赋》(即《文选》所谓《子 虚》《上林》赋)成为后人仿效的对象。
    我在十几年年前还曾专文论述过,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应当由鲁迅先生提出的曹魏时代 提前到司马相如时代,因为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大群赋家,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文学艺术的特征,已比较完整地提出文艺理论主张,已相当自觉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我的看法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还特加转载。
    至东汉后期,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盛极一时的散体大赋,渐渐为抒情小赋所代替,代表作家有赵壹、蔡邕、祢衡等等。
    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和审美观点也发生变化,因而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包括辞赋——也随即发生了变化。这时的赋作和内容已由两汉赋家所津津乐道的铺陈帝王的皇宫帝苑、游猎宴飨,转而走向社会,走向大自然,以抒发个人的情志,表现自己的哀乐。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赋作表达了人们对建功立业的追求,揭露社会的黑暗,倾吐他们政治上的不得意;部分赋作则抒写作者对社会的批判,表现与统治者的不合作。其次是描绘祖国秀丽的山川河海,赞叹丰富多采的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其三是以同情的笔调描写女性,赞赏她们的美丽,哀叹她们的不幸。妇女地位在此时期有极明显的提 高。在艺术上,这时的赋作,也一改两汉所表现出的凝重、雕琢、铺陈、夸张、侬丽和程式化、长篇巨制的倾向,变的较为平实、清净、秀美,抒情和简短,格式多种多样,有的似诗(如萧纲的《晚秋赋》,似六言诗;建安七子有许多赋似四言诗),有的似论《如鲁褒《钱神论》,实属赋体),有的似文(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也属赋体)。言语注重骈俪,故被称为骈赋。著名篇章有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左思《三都赋》、陶渊明《闲情赋》。郭璞、孙绰、木华、谢灵运、谢庄等人的山河景物赋。但最著名的当算庾信,他的《小园赋》、《枯树赋》是令人百读不厌的名篇,《哀江南赋》则堪称中国赋史上最优秀的长篇 ,人们誉之为“赋史”,实不为过。
    唐代是诗的王国,唐诗大放异彩,赋难免为诗所掩。加上唐赋在形体上又起了变化,与汉赋体式大相异趣,其中有所谓骈赋、律赋,后期还有所谓文赋。因而有人认为“唐无赋”,赋“亡于唐”。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是有害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体式也一再发生变化,但又有谁否定她们的存在呢!
    我们知道,唐科举取士大都要试赋。中宗神龙元年(705),“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唐摭言·试杂文》)。到玄宗天宝元年(742),赋就被定为杂文的专试文体,进士科“试文试赋各一篇”(《通典·选举志·历代制下》)。大概到天宝10年(751),进士科杂文专试诗赋便已形成定制。
    以后有时考试诗赋为其他文体所取代,粗略统计,进士科试诗赋至少进行四十四届以上,因而朝野对赋都很重视。以品重赋著称的我国最早一部文学作品选——《文选》,被唐人视为学习写作的教科书。大诗人李白写作《明堂赋》、《大猎赋》等大赋时,就认真研习了《文选》中的汉大赋。诗圣杜甫看到唐玄宗举行“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十分兴奋,随即效汉赋而创作著名的“三大礼赋”。这些赋在帝都长安引起轰动,诗人事后还不无得意地写道:“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煊赫。”“昔宋广平(即唐名相宋璟)之沉 下僚也,苏味道为锦衣直指使者,一日,见广平《梅花赋》,骤称于朝,始为闻人。”(南 宋朱松《上赵漕书》)宋璟以一赋而闻名。谢偃作《述圣赋》、《惟皇诫德赋》以讽,极得唐太宗的激赏。文宗皇帝亲自出赋试题。德宗皇帝亲自批阅孤独绶应试的《驯象赋》,看到 赋中有“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等句,特取为第三等。李程应试的《日五色赋》有“德动天鉴,祥开日华”等句,备受考官赞赏,因而被擢居第一。“于是家声韵而户研练”(王芑孙《读赋卮言》),学赋写赋渐成风气。我们翻开《全唐文》,即可看到,几乎所有入流 的作家都有赋作存世。唐太宗存赋5篇,王勃存赋11篇,杨炯存赋8篇,萧颖士存赋10篇,李白存赋11篇,杜甫存赋7篇,韩愈存赋5篇,柳宗元存赋12篇,刘禹锡存赋11篇,白居易存赋 16篇 。前文提及的孤独绶和李程,都是作赋名手,存赋都在23篇以上,而其他文章却寥寥无几。所以有人认为“诗盛于唐,赋亦盛于唐。”(清王芑孙《读赋卮言》)现存唐赋1500多篇,约等于现存汉魏六朝赋总和。其中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李邕的《石赋》,李白的《大鹏赋》、《剑阁赋》,杜甫的《雕赋》,《天狗赋》,李华的《含元殿赋》,萧颖士的《伐樱 桃树赋》,乔谭的《裴将军舞剑赋》,韩愈的《感二鸟赋》,刘禹锡的《山阳城赋》、《砥石赋》、《秋声赋》,杨敬之的《华山赋》,白居易的《天狗赋》,柳宗元的《瓶赋》、《牛赋》、《囚山赋》、《梦归赋》,李德裕的《大孤山赋》、《欹器赋》,杜牧的《阿房宫 赋》等等,都是发自作者的心声,各具特色,可谓上乘之作。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晚唐出现一批以讽刺为特征的小品赋。这是时代的产物。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各种弊端充分暴露,讽刺小品赋也就应运而生。其皎著者,有李商隐的《虱赋》、《蝎赋》,皮日休的《忧赋》、《霍山赋》、《桃花赋》,陆龟蒙的《蚕赋》、《后虱赋》、《春寒赋》、《苔赋》,罗隐的《秋声赋》、《市赋》、《迷楼赋》,孙樵的《大明宫赋》,王周的《蚋子赋》等等。前文提到的柳宗元,他有一部分以“文”命名为实为骚体赋的作品,如《骂尸虫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哀溺文》,可视为这类赋之先声。上一世纪末,在敦煌发现的俗赋,也是值得重视的。
    赋体文学发展到两宋,又发生很大变化。清人浦铣在《复小斋赋话》里说:“唐人赋好为元言,宋元赋好着议论,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此其异也。”明人吴讷引元人祝尧话说:“宋人作赋,其体有二:曰俳体,曰文体……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是一片之文,押几个韵尔,而于《风》之优游,比兴之假托,《雅》、《颂》之形容,皆不兼之矣!”(《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也说:“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 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呜呼,极矣!数代之习,乃令无人洗之,岂不 痛哉!”(《文体明辨序说》)这三人的意思是,宋赋崇尚义理,好发议论,靠近散文,追求 音律。这个概括大体符合宋赋实际。但在他们眼里,宋赋把《诗经》创作的优良传统都抛弃了,情与辞都扔掉了,宋赋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这却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两宋沿用唐代考试制度,在绝大部分时间内,试赋仍是科举的重要内容,朝廷上下对赋都 相当重视。“至道初,(宋)太宗亲制九弦琴阮,中外献赋颂者数人。”“独称(杨)亿为优,赐绯鱼(即绯衣与鱼符袋,五品以上朝官的服饰)。”(《宋史》太宗本纪)宋仁宗时,关景晖奏《汴都赋》以讽,“天子嘉其才”,“语宰相,使补中都官之缺。”(晁补之《汴都赋序》)大文学家欧阳修,读唐李翱《幽怀赋》,竟感动得五体投地,“置书而叹,叹己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欧阳文正公集·读李翱文》)清康熙帝王为《历代赋汇》作序时也指出,唐宋用赋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这情况与两汉赋家被视为倡优而不加重用是截然不同的。现存《历代赋汇》里尚有宋赋500篇,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都有赋作存世,王禹偁有赋26篇,范仲淹有赋33篇,梅尧臣有赋15篇,欧阳修有赋22篇,苏轼有赋12篇,张耒有赋32篇,李纲有赋19篇。甚至反对以赋取士,对赋持有偏见的王安石、司马光,也都有多篇赋作存世。未有赋作存留的知名作家,大概只有辛弃疾一个。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赋作之多,佳构之夥,是前代所罕见的。有人甚至动情地说,两宋只要有欧阳修和他们生们(包括苏轼曾巩等等)的赋作,就 足以撑起宋赋的大厦了。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吴淑的《事类赋》,此赋分一百个题目,举凡天文,地理、动植物 等 等,都笼括其中,全文共4万字,加注合计30万字。这似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但也堪称一篇富有文彩的赋作,此赋极见作者的才学和笔力。其后的徐晋卿,也创作了一篇巨著《春 秋经传类对赋》,但文彩不如吴赋。
    金元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时间较短,社会不够安定,统治者对文人辞赋也不够重 视,所以知名赋家赋作较少。金代较有成就的赋家有王寂、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人,其中以赵秉文成就最大,他系当时文坛领袖,甚受时人推重。元好问在《题闲闲(赵秉文号)书<赤壁赋>》里说,《赤壁赋》中的“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闲闲公乃以仙语追和之”。赵现存赋14篇,《游悬泉赋》、《海青赋》都极有特色。元好问有文名,但他主要成就在诗词和文论。他的赋现有四篇,其《秋望赋》写得苍劲悲壮,也是上乘之作 。
    从《历代赋汇》看出,元代文人有53人写过赋,现存赋150篇。但杨维桢有48篇赋未统计在 内。杨是元代最杰出的赋家,《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丽则遗音》有赋32篇,元至正二年,杨自为序;又有《铁崖赋稿》二卷,收赋48篇,明洪武31年手抄本。《全书总目》对杨氏赋 作极为推崇,以为“元代设科,例用古赋,……维桢才能富健,回飚驰霆激之气,以就有司之绳尺,格律不变,而神采迥异。遽拟诸诗人之赋,虽未易言,然在科举之文,亦可谓卷舒风云,吐纳珠玉者矣!”此非虚美。杨氏的《些马赋》,以骏马喻良才,宜其驰腾无方,不为贱役所限。《骂虱文》以虱子口吻辩称,她虽吸人一点血,但与那些“剥入肌肤,残人至 命”的“大毒大臭”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此赋很明显是影射社会上的大恶——封建王朝 的达官贵人。杨氏赋绘出了元代末世社会的黑暗面。
    明朝的统治者极力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并推行八股文取士制度:“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朱元璋)与刘基(朱元璋谋臣)所定,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注,《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记》主古注疏。”(《明史·选举志二》)这就是说,考生只能代圣人立言,以古圣贤之是非为是非,不能发表个人见解。清朝的统治者也一直沿用这种考试制度。康熙帝给李光地等编辑的《朱子全书》作序就强调,“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生(指朱熹)之道不可为。”他极力推行程朱理学,倡导封建伦理纲常。
    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八股文取士毁坏了一代的文人和文化。顾炎武甚至认为,八股文的毁灭文化,可等同秦始皇的焚书;八股文的败坏人才,则比秦始皇的坑儒还要严重。这种毁灭文化败坏人才的取士制度,延续到光绪年间才被废除。
    清统治者为了笼络文人,在康熙以后,也特设“博学鸿词科”,只考诗赋,不考八股。这一做法虽遭到少数民族气节特强的名士的抵制,如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李颙等等都闭门不出,拒绝应举。但多数人还是接受推荐,有许多名人就是由此科出身的,如施 润 章、汪琬、陈维崧、朱彝尊等等,都是应康熙18年“博学鸿词科”之试。康熙还强调“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帝王的提倡,对赋学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但赋体文学从秦汉发展到明清,也确似强弩之末,难于再起巨浪重创新天,这时的文坛,已渐为由于都市商业经济的发展而与之相适应而兴起的戏曲小说所代替。当然,明清赋——尤其清赋,还是带 有明显的时代色彩,而且曾经热闹过一阵,其成就也是不容低估的。
    明朝写过多少赋现在尚难于知得。《历代赋汇》收明赋650多篇,《明文海》却只收260篇。这两个数字都是明显地被缩小了的。例如《历代赋汇》收王祎、胡俨赋各两篇,李东阳赋13篇,李梦阳赋7篇,何景明赋16篇,而他们现存赋却分别为30、10、19、34和20篇。《历代赋汇》未收周履靖赋作,而他却存赋数百篇,两者相距甚大。清赋更多。光绪年间编辑的《赋海大观》收历代赋12000多篇,其中有80的篇章为清朝所作。
    明清两朝出现许多赋林高手,写出许多著名篇章,我不一一罗列。这里只想指出值得特别注意的两类赋家和赋作。
    其一为明清之交出现的大批评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侵掠的富有战斗性的赋家。吴应箕、吴淳耀,魏学、顾大韶、陈子龙、夏完淳、朱之瑜、黄宗羲、王夫之、贺贻孙等等,都是这一类人物。魏学和夏完淳尤为典型,他们都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的人物。学之父大中,与赵南星、杨涟、周朝瑞、左光斗等明末大臣,惨遭权奸魏忠贤构罪陷害拷打致死,学“晨夕号泣”而亡,死时仅十九岁。他对阉党恨之入骨,他的六篇赋几乎全是为此而发的。夏完淳在清兵入关后,曾随父允彝、师陈子龙结太湖兵起事。事败,父闻友人侯峒曾、黄淳耀、徐抗清失败,侯氏携二子投水死,黄氏偕弟自缢亡,徐氏投湖,自己也自沉于渊。完醇旋亦被捕,就义时谈笑自若,神色不变,死时只有十七岁。完淳现存赋11篇,大都抒发他的家国之恨,其《大哀赋》长篇系拟庾信的《哀江南赋》,表达了他抗敌雪耻复国的决心。
    其二是清末富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赋家。其中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也有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其代表人物和作品有谭宗浚的《览海赋》,胡薇元的《海军赋》,陈蜕的《哀朝鲜赋》,喻长霖的《鸭绿江赋》,章炳麟的《哀山东赋》,杜德舆的《哀辽东赋》,易顺豫的《哀台湾赋》,和宁的《西藏赋》,徐松的《新疆赋》,(此赋包括《新疆南路赋》和《新疆北路赋》两篇,类似班固的《两都赋》包括《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王大枢的《天山赋》(此赋或以为欧阳镒所作,待考),纪昀的《乌鲁木齐赋》都是属于这类。《哀台湾赋》悲痛清朝腐败,宝岛沦入外敌:“已亦哉!城郭则是,人民非兮;风景不殊,山河异兮;鹑首赐秦,天胡此醉;鱼腹葬楚,民将无类兮。痛授手之未由,遇一哀而出涕。”和宁是嘉庆年 间驻藏大臣,他的《西藏赋》是一部西藏历史文化宗教地理的实录,又是一篇文采斐然的艺术作品。徐松走遍了天山南北,实地考察了新疆的人文历史地理环境,此赋气势磅礴,文词秀美,同样具有史乘与文艺两种价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著作的赋论和编辑的赋集特多,为人们研究赋作提倡了方便。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即使在今天,赋体文学也并未消亡。写赋仍大有人在。影响较大的有《人民日报》偶尔刊发的“名城赋”,著名作家杨朔的《茶花赋》,峻青的《雄关赋》(指山海关),魏明伦的《中华世纪坛赋》等等,颜其麟先生作赋的热情尤高,几年来,他拟汉大赋一口气写了14篇。并加注结集出版。与此同时,赋学研究也一改过去万马齐喑的局面,近十二年来,接连举行了两届全国赋学研讨会,四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从事赋学研究的人员已达数十人,已出版赋学研究专著近百种,国内已有自己培养的赋学博士生。可以予期,赋 学整理研究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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