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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攻克柏林》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对青年男女在麦田里约会，这个日子和平常一样平淡，他们将像往常一样度过一个浪漫的下午。就在这个让人习以为常的瞬间，背景中突然开来了一辆纳粹德国的坦克。这个场景已经有很多人阐释过，但以鲍里斯·格罗伊斯在《揣测与媒介》中的视角来看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观点：唯有在这种习以为常的状态破裂的时候，人们才能发现藏于其后不被人察觉的诸种机制。因此这个场景其实向我们揭示了支配、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战争、政治。 格罗伊斯的出发点当然不是这个场景，而是他所谓的“文化经济”，也就是文化档案和档案之外的世俗空间之间的交换行为和结果。在格罗伊斯的媒介现象学里，“文化档案”（档案）有特殊的含义，它是指那些负载、保留了一切人类文化记忆的机构和设施。它为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提供一定的前提。因此，只有档案才有超越时间的价值。和档案相反，世俗物品是可死的，衰落的，短暂的，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关注的地方。问题就在于，无论是档案的价值还是世俗之物的无价值都只是相对的。档案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永恒变化的，它总会把这些世俗之物纳入收藏，赋予其意义和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世俗之物可以被转换为档案？档案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方式、评价机制来赋予转换世俗之物？ 前一个问题不难回答。档案之所以成为档案，全在于它具有表现世俗生活的能力。如果一个世俗之物具有了这样的能力，而它所表现的对象又没有被档案表现过，那它就有了被转换为档案的资格。但这个条件只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格罗伊斯认为，还需要考虑到这个世俗之物是否具有独特的形式。总的来看，这个可被转换的世俗之物必须的特殊的、有表现能力的。那么如何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格罗伊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绕山绕水说了一大通，并把问题改写成“什么承载着档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