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当·斯密和《国富论》手稿 ■李宏图 1723年6月，亚当·斯密出生在离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不远的科卡尔迪。虽然斯密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四岁时也险些被吉普赛人拐走，但幼年的斯密还是受到了家人的格外关照，并已经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十五岁时，他便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就读，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并成为被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学生，受到其直接的教诲。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四年后，由于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斯密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但很快就对这一古老的学府深感失望，因为教师无心教学，整个学校也毫无活力。于是斯密在图书馆广泛阅读，这对他日后构建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束牛津大学的学习生涯后，1751年，只有二十八岁的斯密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后又担任道德哲学教授，在多年思考和讲授课程的基础上，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起初，出版商对这本书的销售并不乐观，只印刷了大约一千本。哲学家大卫·休谟知悉此书即将出版，就说道，这本书一定会获得成功。这本书出版后也被认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同时也是整个时代的一部呕心之作”。两年后，历史学家吉本这样评价斯密：“这位哲学家向世界呈现了一部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系统的关于贸易和税收的专著，这一专著足以令作者本人自傲，也定会为全人类带来福祉。”的确，这本书不仅对英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斯密的学生约翰·米拉对自己的老师给出了这样的赞誉：他是政治经济学的牛顿。今天格拉斯哥大学把亚当·斯密当作他们学校最伟大的一个学者，也是学校声誉的代表。当然，对于一所大学而言，能够出现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值得自豪与骄傲的。 斯密为什么要写作这本书？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要探讨国民财富的增长，回答对于一个国家和其人民来说，实现财富增长的动力在哪里。对此，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也不难理解。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工业的发展，不仅仅意味着产量的增加，更是在生产组织形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彻底变革，现实的社会状况能否适应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现有的政策和体制又该如何进行调整与改变？更为迫切的是，所有这一切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思想家必须要站出来对此加以阐释，对未来社会的基础和样式作出分析。 十七、十八世纪的很多思想家往往从政治契约的维度来思考未来的现代社会，而斯密则从另一视角来进行思考，从而为现代的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理论。这一未来的现代社会，斯密称之为“商业社会”。他在《国富论》中说：“一切人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了商业社会。”这一论断被学者们认为不啻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从此，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逐渐形成一个社会，靠的不是一种政治性的契约，而是通过市场的交换，才把所有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才是构建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的基础不再是以前思想家们所强调的政治性的契约，而是一个更密切、更频繁、更自发的交换过程。同时，市场交换不仅是未来社会的基础，而且就是社会本身。“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的全部。因为没有交换的社会和没有社会的交换都是不可想象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而产生交往和联系，社会也靠市场交换而得以存在和延续。因此，人们必须要在这样一种全新的理论下来思考社会的基础、社会机制的运行等基本问题。 在市场交换下，整个社会都会按照这一机制进行重新建构，人的身份等诸种要素也将会得到重塑。例如在市场交换中解决了人们的权利实现问题，也就是说，保障我们的权利最好的方式不仅要靠社会契约、政府等这样一些政治性的安排，还需要靠市场交换。同样，在道德的维度上，斯密将人如何从现有的社会规范特别是道德中解放出来，回答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从而赋予了道德以新的含义。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市场的交换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利己和利他，实现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