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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晓番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三年的努力，晓番写成了《现代自我的兴起——龚自珍思想的哲学诠释》。该书题名已经揭橥其主旨，即以“自我”观念为中心，来重构龚自珍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围绕着天人、群己（公私、理欲）等辩论，内在包含着“有我”与“无我”的张力，总体上，“自我”依然包裹在“无我”论中而未得到充分的发育。所谓“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就包括虽然经过晚明的解放，“自我”迟迟没有从“万物一体之仁”中脱颖而出。这当然不是说道德自我没有在古典哲学得到确立，历代儒家在这方面有绵长反复的讨论。但是，古代贤哲即使肯定“我”，也绝非在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义上立论。作为个体的“自我”，与“性与天道”不在一个层次上。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自我”作为基础性与根本性的观念，应该包含更为丰富的内涵。上升到主体性的自我，包括类的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从主体性的自由指向而言，“自我”绝非仅仅道德自我所能限定，而应该同时是认知主体与行动主体。 行动主体就其自我决定而言，即创造主体。我们应该说，只有达到创造主体的高度，“自我”才获得了其本体论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中，龚自珍的《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首倡其意义：“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因而成为名论。 在《现代自我的兴起》一书中，晓番提示我们：龚自珍突出自我，主张天人二分和人的主体地位，意味着中国现代性的开端。因为，围绕着自我观念，龚自珍在政治领域反对传统主义的因循政治，提倡政治理性主义；不承认永恒不变的天理，而主张“一代之治即一代之政”，以时代精神的追求代替永恒的真理；在道德领域，则主张凡道德必须兼顾效果，将乾嘉伦理思想作了合理延伸。由此，本书以“自我”观念为中心重构龚自珍的哲学思想，就其视角的新颖和论述的丰满而言，已经提供了龚自珍哲学的相当完整的面貌。与此同时，晓番对于清代哲学有更广泛的兴趣，包括清代考证学的哲学意义、“六经皆史”说的沿革、清儒人性论背后的道德观念的转变等等，也都在与龚自珍哲学相关连的方向上被再度诠释。因而有益于提醒我们清代哲学史尚留有许多值得深入考察的论域与问题。在我看来，拓展问题的论域与回答问题本身一样，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进展会具有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