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脚注趣史》安东尼·格拉夫敦著 张弢、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自十九世纪以后，历史学家成为了一项可以谋生度日的职业，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一种可以师徒相授、课堂习得的技艺，历史的写作亦被种种修辞、结构与规范的定式所束缚。于是乎，历史学变成了历史学家们专有的一种排他性的“高贵”行业，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似乎是仅供学术会议上、专业刊物里、专家同仁间品评自赏的一种文体，脚注便是构成这种专业文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脚注趣史》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安东尼·格拉夫敦以一位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去反思历史学这一学问本身，探索构建历史学家职业身份的历史学写作。他的视线集中在历史学论著中的脚注上，把它同其它许多类似的注释形式，如文法家的注疏、神学家的隐喻、语文学家的校订等相区别。在他对史学脚注的定义中，认为“脚注为作者叙述的史事和所呈现的论据提供以经验为依据的支持”，是“一项基本的专业工作和思想实践”；“现代历史学家们要求的是，对历史的每一段新颖叙述都附有系统的注释，作者在其中要写明史料。”该书虽题为趣史，却依然因循了十九世纪以来专业的历史学研究和写作方法，通过严谨的研究和考证探究脚注自教会史家迄至当代史学的源起和演变。因此，如果以历史学的学科分类来看，《脚注趣史》可以看作为一项史学史的研究，在格拉夫敦看来，“脚注的发展变化历时甚久，途径了一条坎坷之路。它的故事将一缕新的光芒照向了史学史尚未被述及的部分中很多幽暗的角落。” 格拉夫敦对于历史写作中的脚注的研究，超越了史学史领域之前常见的关于写作主体的历史学家或流派的研究，以及对于写作对象（过去的历史）和写作内容（历史著作，包括其中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继格拉夫敦的《脚注趣史》之后，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研究论著。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发现了一条特殊的路径，藉由文本外在形式探讨书籍的书写与阅读，从而辨析探寻思想文化在历史中的变化及意义。 至此，我们或可以把《脚注趣史》当作一项另辟蹊径的书籍史研究来认识。今天的书籍史研究中，在传统的版本研究，即关注书籍外观、版面版式、制作印刷方式、载体介质等基础上，更转向对书籍的传播与接受、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而格拉夫敦则由内在的文本构成入手，对历史写作文本中最为常见却又最易被忽视的要件———脚注展开研究。格拉夫敦认为脚注的出现是现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标志，“脚注及其相关的论著结构，如引证性的和考证性的附录，它们的出现将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分割开了。”于是乎，探寻脚注的历史便为认识现代史学的源起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格拉夫敦用倒叙的方式追溯脚注的历史。他认为，不同于神学研究中对经典的引证和考释，历史学著作中对脚注的真正使用应界定在十七世纪笛卡尔的时代，“十七世纪晚期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史学编纂著作之一不仅有脚注，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脚注———甚至是脚注的脚注———构成的。”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背景下，一方面为回应笛卡尔科学哲学所确立起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对历史学知识的批评，另一方面针对当时严苛的审查制度和宗教迫害，当时的历史学家将脚注作为一种同正文相应的独立文本来进行写作，通过脚注中的旁征博引和翔实考证突显历史研究的严谨科学，同时将在正文中不便言及的观点放在脚注中加以衍伸和展开，从而形成了一种双重叙述的文本结构。这种文本结构经由作者和出版商的通力协作，在书籍的排版、设计和印刷中得以实现，成为了日后历史学著作的一种标准形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格拉夫敦将十七世纪法国新教作家皮埃尔·培尔的《历史与考证辞典》归为这一类型的典范，将读者的阅读感受比喻为“好似行走在一层又薄又脆的正文上面，在其脚下，是幽深、漆黑的沼泽般的评注。” 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是脚注历史中的一段“插曲”。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历史学家似乎对于细节和史料并不热衷，当然也不愿意让引文和注释干扰其叙述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作为哲学家的伏尔泰在文化史写作中排斥脚注的做法，成为这个时代历史学写作的一个主流。不过，在文化史之外，在政治军事史、教会史和古物研究领域，脚注的写作仍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古典文献的征引和对近人研究成果的参考，大卫·休谟在他的《英国史》中也进一步推动了脚注的规范使用。 进入十九世纪后，作为现代历史学奠基人的兰克俨然成为在脚注的发展史上无法回避的一位人物。在对兰克的考察中，格拉夫敦发现，脚注的使用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即由传统的爱德华·吉本式的以优雅文笔写就的注疏评议向科学化、专业化的资料引证、文献考订的转变。兰克以博学和严谨的考证而闻名，他对史料的强调为现代史学确立起了一套严格的考证方法和分析模式。在技术处理上，他采用数字为脚注编序，对参考资料按作者-题名-页码编排，将注释置于文末与正文相对应，从而在不破坏正文完整性和阅读感受的同时，用翔实的文献和史料强化研究的权威性。 不过，在实际的文本叙述和写作过程中，兰克仍然时常纠结于脚注的频繁使用对于正文整体性的破坏作用，担心臃肿的脚注会影响页面的美观，因此脚注似乎如鸡肋般是一种“必要的弊病”。在实践中，兰克也并不比前人更加规范，仍是“将正文作为一个整体去书写。然后才在他的藏书、笔记、摘录以及概要中间找寻支持正文的证据；他添加参考资料就像把肉炖好了再往上撒盐。”这种做法不仅使他早年的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曾因注释方面的不足而受到诟病，即使晚年在双目几近失明、完全依靠口述和秘书辅助进行工作时，兰克仍然是先形成观点和内容之后再由秘书去寻找和补充参考资料的。 尽管如此，作为历史学家个体的兰克和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作为后者的兰克，在柏林大学建立起历史研讨班的教学模式，在技术层面训练学生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进行史学论文的写作实践，于是在此过程中脚注一跃成为专业历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标准学术工具，是历史学家学习训练和实践过程中的一门必修课程。随着职业化历史学体制的进一步确立，脚注更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研究期刊、学术会议、研究著作、乃至历史学家的求职与职业晋升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今天历史作品中的脚注，与它近代学术中的原型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了巨大的差异。 《脚注趣史》之“趣”（原书中英文为curious），并非是要把对脚注的历史考察“打趣”成一本通俗性的轻松读物，而是作者所采用的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历史人类学在历史的维度中寻找“他性”并加以解释一样，格拉夫敦是在历史写作的书籍和文本中“猎奇”、“求异”，他为史学史和书籍史研究提供了一种人类学式的新路径，剖析脚注这一历史文本构件的结构、制度和流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