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夫在安亭宾馆
    大多数国人对俄国经典文学并不陌生，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部分作品甚至被广大学生集体背诵过。但是说到俄罗斯当代作家，却鲜有人知。
    8月的上海书展来了位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波波夫，他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莫斯科佬》（贝文力译）、《伊杰娅》（李宏梅译）、《火红色的猴子》（张鸿瑜译）。波波夫1957年出生于哈尔科夫（今属乌克兰），父亲是乌克兰人，从小在俄罗斯文化环境下长大，热爱乌克兰同时也痛心于乌克兰，身处于俄-乌对话的冲突中，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莫斯科佬》一书，讲了个“继承者”的故事，不过这个“继承者”是位步入中年的糟糕“大叔”，身份是莫斯科建筑大亨的弟弟。
    《莫斯科佬》作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代表作之一，它的汉译本的面世同时也向中国读者抛出个问题：什么是俄罗斯当代文学？
    围绕着这样的问题，9月26日一场集结了多位俄罗斯文学、历史专家学者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译介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火红色的猴子》
    中俄文学何时脱节了？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曾一度与俄国文学密切联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与俄国人文脱节了呢？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认为，这应该追溯到前苏联时期，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关键，“正是由于那段历史，我们和前苏联地区的文化和发展几乎完全脱节，只是通过非常有限的渠道，以及后来的补课，才可以大体捕捉到脉络。但是这一段文化交往的缺位，带来了很多偏差。尽管1990年代中期之后反弹得很快，但是大家还是能感觉到和上世纪五十年代不一样。五十年代中俄恢复关系之后，两国以精英作为交往的载体，九十年代以后，从事边贸的以及一些商人冲在第一线，那时候的交往质量完全不一样。随着国家发展，关系不断深化和提升，同时交往的参与者的水准也不断提升。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鸿沟，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更多，相比而言与在人文方面的发展不成比例。”
    冯绍雷引用了一位研究者的观点，认为那些计算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比不上人文研究，“因为人文研究是穿透人的心灵的。相反关于苏联解体大家都没有预判，倒是人文研究的领域把话说得更接近于这种领域，正是因为人文研究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光是功能，而且它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它把问题看得更深更透更远。”
    
    《莫斯科佬》
    当下的俄罗斯文学是怎样的？
    关注社会，是俄罗斯文学很突出的特点，体现于表现这个社会、干预这个社会，所以作品本身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以小说《莫斯科佬》为例，看似好像是一个侦探小说，但是这只是一个切入点，人情在书写俄罗斯历史时段里得到展示，之后就是作者领路进行的深入思考。
    而当下的俄罗斯社会生活是怎样的？投射到文学又是怎样的？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现在的中青年作家有的虽然在本国已经功成名就，但是在中国知晓度还是很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称，很多人跟他谈法国、日本、德国文学今天是怎么样的，却很少有人提俄国文学怎么样。他认为，对俄罗斯文坛现状的无知也流露出了，我们包括普通中国人，对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生活状态的无知。苏联解体后的25年，他们经历了什么？
    郑体武指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当代文坛大体上呈现出转型的特征，这种转型指的是思想上、创作方法的特征，这也是很大的题目。凡是历史上的文学转型期，往往一个人身兼多职。像鲁迅时期的很多文人既是学者也是翻译家，转型时期往往会这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都体现了文体综合性和体裁的综合性，现在中国文学上比较流行写流水帐，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当代文坛也有。日记承载了比传统日记更多的功能，表面是日记实际上是杂糅的创作方式。
    郑体武对于从外部角度观察当代俄罗斯文坛，给出了途径和角度：“需要把握俄罗斯文学的国家与文学这样的特殊关系上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俄罗斯文学和国家的关系非常特殊、非常复杂，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家、诗人、学者，都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研究观察俄罗斯文学，仅仅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是不足的，尽管这一个角度我们花一辈子研究可能都不够。俄罗斯人有两极性，一方面他们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渴望有一个沙皇这样的人来领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俄罗斯历史、自然等等方面，他们也是天然无政治。俄罗斯双头鹰的形象，一边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边是国家主义者。”
    “如果我们强调了自由主义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受国家干预太多了，甚至普希金的作品不能幸免，但是有没有仔细想过，他为什么和国家之间有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因为俄罗斯的性格。俄罗斯的民族特点，非常重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俄罗斯任何时候都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俄罗斯本身性格讲文以载道，文学不是你纯粹的文学，文学要承担很多很多的功能。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讲，国家认为文章乃精国之伟业，乃不朽之盛事。国家当然有责任关心文学，从这角度看苏联解体以后，这个传统没有泯灭。”
    郑体武举例子，今年4月，第二次俄罗斯国家文学大会上有意见认为俄罗斯语言文化的现状已经到了国家非关心不可的时候了，并称：“现在年轻人讲的俄语，已经不是俄语语音了，听上去像英语，甚至电视台主持人讲话都不像标准的俄语，经常把外来词拿过来。思维也已经都西化了，尤其是年轻人思维都西化了，不是俄语思维而是西方英国式思维。”该意见还指出，“青少年在求学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国家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全社会的责任，作家有责任，出版社有责任，教师有责任，甚至新闻记者都有责任，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也有责任。”
    对于俄罗斯当代文学不景气的说法，郑体武提出新的角度，他介绍说俄罗斯现在有文学奖项374种，其中有政府性质的也有地方性质的，多是民间行为，由各种基金会设立，奖金少则几千美金，多则上十万美金。此外俄罗斯现在的文学期刊繁杂，但大多印数只有两三千，有些时候是求寡头资助才得以存活。郑体武认为文学确实也是全民关注的事业，俄罗斯文学的现状是好是坏，他不急于下判断。
    
    《伊杰娅》
    中国俄侨文学研究看到什么？
    俄罗斯文学，是由所谓主流文学与地下文学，以及俄罗斯境内和境外的文学，组合而成的。其中，侨民文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王亚民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回忆道，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关注在华俄侨，最早的研究文章是1992年开始的，至今24年。她将这24年梳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1992年-2001年作为起步阶段，2002-2009年系发展的阶段，2010年-2015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王亚民指出，24年来的整体刊发量还是特别少的，仅有114篇研究，群体和受众也有限，其中有历史断层的原因。
    王亚民的另外一个研究是中国俄侨文学属性的问题，到底是俄罗斯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她称现在已经把它纳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不仅仅是俄罗斯这块，还把日系纳入进来，她解释称“这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系”。
    同时王亚民指出如今的侨民文学研究问题还是很多：
    “一是我们对‘邻居’关注不够。从俄侨文学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刚好可以佐证这一点，而且研究成果不丰富。另外研究质量不高，就是主题研究多，其他艺术性、思想性的几乎不涉及。第三，是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就文学而进行文学研究。你想我们实际上跨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而且俄罗斯侨民文学不止我们在研究，还有法国、巴黎、美国也在做，我们做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第四，是批评和争鸣根本没有形成有效对话，我们还是在自己小圈子里面讨论，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各自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