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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才的《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把现代喜剧从文学史中独立出来并专论之，“其视角之独特、见解之新颖、论述之精细、文风之谨严确实让人有眼睛一亮的感觉”。 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喜剧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该书从喜剧的审美特性切入， 在对具体作家的分析评价和对作品的阐释品评中构建起喜剧文学的历史世界。作者依据个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尺度去品评分析作家作品。《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的“绪论”简约精辟地分析了喜剧的萌芽发展、功能本质和审美属性， 勾勒了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以及外国戏剧对中国现代喜剧的浸润。这其实为后面的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支点、体系的脉络和观照的角度。全书钩沉了20位现代喜剧作家， 对每位作家在喜剧史上的意义、价值和局限一一做出个人的评骘， 精辟坦诚地提出了个人的论见。如对余上沅的研究， 书中从他的生平经历、理论主张、戏剧活动和创作实践等层面加以分析论述， 充分体现出作者治学的精细与著述的谨严。在丰赡的材料和小心论证的基础上， 大胆肯定了余上沅等人倡导的“国剧运动”的劳绩， 指出其“实质就是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话剧”。这是不拘成套的创见和卓识。尤显特色的是，书中对每位作家的评析都用一句有意味的话语概其要义，并辅以细致的文本阐释和中肯的资料分析佐证，显得准确生动， 深刻隽永。如胡适：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丁西林：“独幕剧的圣手”；余上沅：终身做戏剧的仆人；杨绛：穿“隐身衣”的智者等等，这些既是对剧作家生平的写照、作品特征的概括和喜剧艺术追求的确认， 也是对剧作家成就的肯定和文学史意义的定位。 该书有许多独到的发现，并对作品作了重新的阐释。如余上沅的《兵变》，茅盾当年曾作了否定的评价，作者不拘陈见， 在书中批评了茅盾当年对这部剧作的批评，认为原因之一是茅盾“用‘为人生’的这把尺子去衡量所有文学作品，就难免出现批评标准和批评对象脱节的现象”，原因之二是“茅盾未能从喜剧艺术的规律出发来评论剧本”。作者“从喜剧的角度重新阐释了这个剧本，把它内在的丰富的戏剧性揭示了出来”，从而使“长期被遮蔽的旧作品重新闪发出艺术的光彩”(陈思和)， 使我们不能不信服他解说的合理。又如熊佛西的喜剧曾被戏剧史家视为“趋于卑劣的趣味”，而作者从戏剧艺术来解析， 熊氏作品的“趣味”还是颇值得玩赏的。品读该书的阐释文字，我常有一种突然领会了一部作品的意义或获得一种审美快感时的那种奇异与兴奋和欢欣鼓舞的心灵状态，会进入一个澄明愉悦的境界。大概是“牧师”突然顿悟到新的“教义”的激动留在字面上了。细读作品是与沉潜在历史底层的生命的对话， 我们就可重获以前历史的某种特殊境遇， 从中寻到文学的“本己意味和真理”。同时也形成对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性因素的自觉疏离，突显出文学的自主性和它对抗现实世界的“异在性力量”。 书中只解析了作为文学历史细胞的作家作品，形式虽是自由散漫的， 内容上却有线的清晰与点的深刻。这20 位作家及其作品实质上构筑了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格局。表层是循着时代发展的线索演进， 而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隐潜着世态喜剧和讽刺喜剧二元交叉并进的发展格局：从陈大悲、熊佛西至陈白尘、老舍等为讽刺喜剧的流变，从丁西林、宋春舫到李健吾、杨绛等乃世态喜剧的传承，当然这是复杂混合地发展的。在这主脉上，众作家作品犹如珍珠串于其中，有的是作者亲手拂去历史尘埃让其闪发出艺术的光彩， 如王文显、袁昌英、宋春舫等， 有的是经胡德才的琢磨后闪烁着灿新的光芒。在每点上的分析是深广的， 如我们可以从余上沅看到“国剧运动”的沉浮，从《委曲求全》看到欧洲世态喜剧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返瞻中国现代喜剧文学的发展， “五四”理论前驱蔡元培、吕涛、范寿康、鲁迅、林语堂等人为现代喜剧的审美范畴和美学体系的建构作出了宝贵的历史贡献， 对当年和以后的喜剧创作产生了直接间接的影响， 另外他们的理论与喜剧创作实践的长期悖离，无法成为现代喜剧发展主潮，也导致喜剧创作在新文学领域中处于滞后状态。而宋春舫、欧阳予倩、余上沅、熊佛西等戏剧家致力于戏剧本体学和舞台艺术的探究， 尚不能将其研究视野擢升到戏剧美学层面， 这种状态阻碍了喜剧理论与创作实践建立一种相辅互用共同促进的发展格局，有时发生理论与创作的疏远悖离。《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未能涉及到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种遗憾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