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风景蕴含的话语及意义与叙事策略紧密相关，张承志从“美丽的牧歌”“穷苦的绝境”和“神圣的风景”等角度对风景进行了图绘式描写，并展示了风景话语在审美、生存和超越等维度的意义。“风景”是张承志内心存在的认识性装置，呈现的是张承志以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为核心内容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并且试图在总体上对现代性弊病加以批判、超越与克服。张承志的风景话语不仅潜藏了他与新时期文学主潮的分野，也潜藏了他与新时期知识界的分歧。
    关键词 风景话语；反思现代性；理想主义；新时期文学 
    1978年，张承志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并因该作品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一举成名。虽然这部小说有着多种获奖理由，但它对内蒙草原风景的描绘尤其值得重视，张承志描绘了内蒙草原一年四季的风景变迁，严寒酷暑，冬去春来，风云变幻，额吉战胜了恶劣残酷的冬天，迎来了美丽富饶的夏天，草原最终成为“母亲”的代名词。1984年，张承志在《十月》杂志发表《北方的河》，并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张承志描绘了神秘辽阔的北方地域，描绘了雄伟壮丽的大河风景，并使黄河成为“父亲”的代名词。在这两个作品中，张承志把“母亲”和“父亲”看作是生命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他把“风景”与“起源”联系起来，认为风景在关于“起源”的思考中具有重要作用。张承志是一个具有明确风景意识的作家，他特别重视风景在文学叙事中的作用，风景也就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金牧场》再到新世纪的《祝福北庄》等作品中，张承志大都进行了图绘式的风景描绘。1990年，张承志在《心灵史》后缀中总结了他的风景观念，他写道：“风景在我的笔下聚合，我在这些年里跨入的土地，连结了古老中国的北方。有草的大海，春夏秋冬分呈黑绿黄白四色，它起伏如母亲的胸脯。有穷乡僻壤的黄土沟壑，它深埋着情感，刚强冷漠一如父亲。”[1]张承志概括了他笔下风景描绘的对象，指出“风景”是一种“聚合”，是情感的投射。张承志继续写道：“凝视着这一派无言景色，我静静地感慨。它们在我年轻时给我以浪漫和健康，等我成年了它们又给我以艰忍。大草原使我酷爱自由，黄土高原使我追求信仰。时间只能沿着我的肌肤摩擦，我心中的纯真和热情始终不变。”[2]从这段话语来看，与其说张承志在描绘风景，不如说他在创造风景，“风景”是张承志内心存在的“认识性装置”，这个装置不仅在他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他在文学中想象世界、表现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承志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美丽的牧歌”“穷苦的绝境”和“神圣的风景”等风景话语。
    一 “美丽的牧歌”与现代性反思
    在伤痕反思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的1978年，张承志在热情歌唱草原，众人皆痛唯他独歌显示了张承志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异性。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黑骏马》，张承志都在倾力讲述蒙古族民歌，并多次通过小说主人公之语言表达对民歌的热爱。在《黑骏马》开篇第一句话中，张承志提到了“牧歌”这个词语。“牧歌”原指牧人唱的歌谣，其内容主要表现放牧生活及情感世界，牧歌在中国北方流传甚广，张承志提到的蒙古族民歌其实都可以说是“牧歌”。一般来说，牧歌表现对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向往”[3]，在辽阔的中国北方，“牧歌”不仅是北方人民永恒的抒情方式，也是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这首古老的牧歌自汉武帝时代一直传唱至今，它是北方人民的牧歌抒情和牧歌生活的典型代表。张承志多年来游走于中国北方，无论是内蒙草原，还是新疆戈壁，他都沉浸在牧歌海洋中。张承志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开篇第一段，高度赞扬了牧歌的巨大魅力：“那山泉一样轻快流畅的好来宝，那号角一样激动人心的摔跤歌，那曲折、辽远，拖着变幻无穷的神妙长调的《黑骏马》；那深沉、悲愤、如泣如诉的《嘎达梅林》，自古以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啊！每一个草原上的骑手都会说：马头琴的乐声沸腾了我们的血，点燃了我们的心！”[4]这段话中的“沸腾的血和燃烧的心”，是张承志留给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印象，这完全不同于伤痕文学中流淌的“冷漠的血和伤痛的心”。而《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与《班主任》同时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意味着“牧歌”与“伤痕”在新时期文坛的起步阶段就形成了对话，也潜藏了新时期文学在后来走向分歧的可能性。自1978年以后，张承志在作品中多次写到了牧歌，比如《修长的青马》《特克斯》等，他甚至还以牧歌《黑骏马》作为小说的题名。张承志在《黑骏马》中提到，牧歌不仅具有巨大吸引力，而且对风景话语也具有重要影响，牧歌促使他把草原想象或描绘成“罗曼蒂克的摇篮”[5]。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金牧场》《匈奴的谶歌》等作品中，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蕴含了作家的文化思想诉求。张承志在中国北方寻找牧歌并歌唱牧歌，也可以说是在寻找、歌唱古老的生活方式和游牧文明，牧歌成为张承志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并使他把草原和新疆想象和描绘成美丽富饶的家园。
    张承志曾经以知青身份在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四年，这段知青生活经历对张承志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承志在小说集《美丽瞬间》自序中指出，“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该说，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一种母亲”[6]。在乌珠穆沁草原，张承志与草原亲密接触，他不仅感受到了草原的壮阔与美丽，也感受到了牧民的深情厚谊。因此，张承志在小说中把草原看作是人类家园而深情赞颂，把牧民看作是人类母亲而热情歌唱，草原成为张承志“内在之风景”的重要载体。《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就是以乌珠穆沁草原作为故事背景，主要讲述了额吉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母爱，表达了知青对额吉的敬仰和思念。张承志在小说中指出，歌颂母亲是草原牧歌的永恒主题，牧歌具有“神话般的力量”，它可以使牧民把草原看作是美丽富饶的牧场。张承志写道：“冬去春来，美丽的夏天接踵而至，我们的草原美极了。雪白的毡包在夏牧场的绿草里星罗棋布；接完羔的羊群一下子膨胀起来，像晶莹洁白的珍珠在草原上徐徐滚动；家家门口拴着肥壮剽悍的骏马，人人身上换了色彩鲜艳的‘特里克’。”[7]张承志认为，即使草原的暴风雪给知青带来了灾难性影响，但他仍然为草原歌唱，在战胜恶劣残酷的冬天以后，草原就迎来了美丽富饶的夏天——绿草成茵、牛羊成群、牧民幸福，“美丽的牧歌”成为张承志笔下非常重要的风景话语。《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也可以说开创了知青写作的重要源头，虽然张承志以母亲主题表面上融合了新时期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主题，但是张承志在小说中坚持继续使用“人民”概念，尽情歌唱革命时代的宏大主题：“酷暑、严寒、草原和山河，团结、友谊、民族和人民”[8]，这与《班主任》开创的新时期文学潮流具有明显区别。如果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的牧歌图景源自张承志的知青经历，是知青情感与思想的投射；那么《刻在心上的名字》中的牧歌图景，则是作家革命理想与革命精神的投射。1978年12月，张承志创作了《刻在心上的名字》，小说开篇描绘了美丽的草原景象：“一弯新月从查干敖包山后升上天空，飒飒的凉风吹拂着卧在包外的羊群，繁星挑逗着稀疏的灯火，草原还没有睡。时而有晚炊的火星跃出烟囱，随即又消失在深蓝色的暗夜里。”[9]这是一幅美丽的草原夜景图，新月、敖包、繁星、草原、炊火和谐统一，在大自然的静穆中蕴藏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张承志18岁的时候还模仿红军重走长征路，“徒步走完了腊子口前的五六百里路”[10]，多年以后，张承志仍然对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矢志不忘、激情满怀。2005年，张承志在四川参观红军渡时，心里不仅升起了革命的快感和豪情，而且有“一种入伙的冲动裹挟了我”[11]。2006年，张承志还写文章纪念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回忆“革命的憧憬”和“少年的热情”[12]。张承志向往理想、不惧磨炼：“他曾悄悄地推开家门，用目光告别了沉睡的母亲，在黎明中登上开往草原的列车；为了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他曾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扎根边疆的决心；为了这样的理想，他曾不顾冻伤的双脚，在风雪里跟着马群下夜。”[13]张承志在小说中指出，革命精神是力量的源泉，在革命精神的照耀下，不仅小说主人公从未在自然界和内心世界的斗争中后退，而且小说中的风景也受革命精神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碧绿的乌珠穆沁大草原像海洋一样伸展在眼前”[14]。不同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以“母亲”偷渡“人民”概念，张承志在《刻在心上的名字》中以“父母的儿子”偷渡了“人民的儿子”，在刘心武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时，张承志在歌唱“人民的儿子”。母子情深自古以来就是草原牧歌的不朽主题，也可以看作是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精神复苏的重要表现，实际上，张承志在作品中也表现了母子深情，1980年，张承志在《青草》中把牧民看作是草原之子，“青草里埋藏着草原的生命，牧人离不开青草”[15]。在张承志笔下，草原永远是牧民生活的家园，牧民对草原永远都怀有深沉的感情，只要是在广阔的人间，即使牧民走到天涯海角，他们都永远离不开青草的哺育，永远忘不了草原的恩情。从表面看来，张承志表现的“母子情深”与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相吻合，然而，张承志在“母子情深”中暗寓革命时代的宏大主题。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刻在心上的名字》等作品中，张承志把革命时代的宏大主题投射到草原风景之中，草原不仅成为“母亲”和“人民”的代名词，也成为寄托革命理想与革命精神的乌托邦世界。
    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对张承志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刻在心上的名字》中，张承志指出革命精神是一种反抗精神，1983年，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把革命精神塑造为一种与恶劣环境不懈抗争的精神。1975年，张承志在大学毕业后被派往新疆考古，从此与新疆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他翻越了天山南北，走遍了准噶尔的大小古城，他断断续续地在新疆跑了十年。在新疆的游历生活给张承志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疆不仅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家园，也成为他的激情与理想的重要寄托。张承志的西游经历让他发现了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新疆位于中国西部和亚洲大陆中部，天山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中国与印欧之间的陆路交通要冲，张承志强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具有重要作用。在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的照耀下，张承志对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有着刻骨仇恨，他多次抨击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抨击日本对“满洲国”的贼心不死，抨击西方国家侵占、分裂弱小国家。张承志特别重视丝绸之路在反抗西方世界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把丝绸之路看作是反抗西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想道路。在《夏台之恋》中，张承志明确表达了他对西方国家的不满，并指出了他衷情新疆、热爱天山、歌唱夏台的原因，他写道：“在国外的每一天我都感到被一种空气逼迫。海湾战争以后，西方包括日本为了他们不便明说的阴暗目的，如饥似渴地盼着中国肢裂。”[16]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承志把天山南北描绘成“美丽的牧歌”，实际上是把新疆看作是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理想阵地。张承志认为边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共同创造了丝路文明和夏台之美，新疆的美好、安宁与和平是反抗西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最有力武器。从1986年创作的《美丽瞬间》到《金牧场》再到2005年修订的《夏台之恋》，张承志都倾力描绘了天山南北的美丽风景。在小说《美丽瞬间》中，小说主人公纵马驰骋于天山南北，他陶醉于天山美丽的景致，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并且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天山多辽阔，生命多美好”的感慨[17]。天山南北世代传唱的古歌《特克斯》在天空弥漫：“名叫特克斯的地方，是多么好的地方啊。你和我住着的家乡，是多么好的家乡啊”；“在北方山坡耸立着的，是金瓦的寺庙啊。在你我心里隐藏着的。是干净的希望啊”[18]。张承志在《金牧场》中多次对新疆进行了尽情礼赞，他认为新疆是亚洲大陆的中心，是古西域文明的核心，他礼赞新疆的莽莽绵延、雄浑浩大，礼赞新疆孕养文明、改换风流。在《夏台之恋》中，张承志认为夏台一线是地球上最美的地带，他尽情地描绘夏台之美，也引用了古歌《特克斯》表达对牧歌生活的向往。《特克斯》是一首厄鲁特古歌，表现了厄鲁特人对美好家园的热爱以及对牧歌生活的向往，张承志通过这首牧歌抒发了对天山南北的热爱。张承志对《特克斯》一直情有独衷，他不仅称赞《特克斯》具有奇异的魔力：“低低伏着的音乐呼啸而起，刹那间淹没了一切。拴在门外的马儿嘶了起来，天山庄严地开始移动。”[19]他不断地咀嚼这些歌词，终于体会到了《特克斯》的情感内涵：“这不是赞歌，是一种奇异的感伤。”[20]他认为《特克斯》包含了一种“古老的担忧”，包含了一种莫名的感伤，张承志观察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因此他担忧夏台的美好、安宁与和平有可能被破坏和被侵犯，革命理想主义使张承志时刻担忧西方帝国主义的分裂野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新疆牧歌风景是张承志批判、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话语载体。
    美丽的自然世界、富足的生活方式和浪漫的乌托邦主义充溢在张承志的牧歌图景中。张承志的精细描绘和牧歌的勃勃生机源自他富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思考，他为深受时代变化之影响的草原和新疆的一切而感到愉悦。张承志作品中的牧歌图景不只是静态、装饰性的背景，而应该是蕴含了革命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世界。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事业重新扬帆起航的关键时期，但张承志对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发展保持了足够警惕，牧歌也就成为他反思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沙玛认为维吉尔的《牧歌》“预设了城邦和城市，人事所在的世界的存在，实际上，它们都在逃离这个世界”[21]。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承志的“美丽的牧歌”其实也预设了一种以逃离、反思、批判城市为主题的反思现代性的意识。牧歌是张承志逃离城市的一种想象方式，安德鲁斯认为，“牧歌是一种方式，借此人们可以想象自己逃避都市或宫廷生活的压力，躲进更单纯的世界之中，或者也可以说是躲进一个苦心孤诣构想出来的、与城市复杂的社会形成对照的单纯的世界里去”[22]。在张承志作品中，牧歌与城市是对立的两极，他把草原和天山看作是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的寄托，而把城市看作是喧嚣腐败之地，他在作品中多次把城市作为草原和新疆的对立面，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直到《金牧场》都是如此。1982年，张承志在《绿夜》中把草原看作是灵魂的安息之所，强调草原可以抵抗城市的喧嚣浮躁，他认为草原深处驰骋着自由热烈的风，是开人胸襟的莽原，走入草原就可以逃避城市的拥塞、噪音、冷漠、龌龊，就可以安歇疲惫的肉体，就可以安歇麻木痛苦的心灵。在《金牧场》中，虽然小说主人公身居繁华的都市，整天奔走于热闹的城市；但是他更加向往辽阔的新疆，小说主人公宁愿放弃全国最漂亮的办公室，抛弃罕世珍宝；在神异力量的召唤下，他对新疆爱得一往情深。小说结尾最后一句话集中表现了张承志对牧歌的追求：“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23]。所谓“金牧场”就是张承志苦心孤诣构造出来的、与城市对立的单纯美好的牧歌世界，也就是张承志构造的用来批判、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牧歌世界。在“美丽的牧歌”中，张承志不仅揭示城市与牧歌的对立，他还揭示了古代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河西走廊大多是以牧歌形式出现，以汉武帝时代为界，河西走廊在汉武帝时代以前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场，汉武帝夺取祁连山以后，河西走廊又成为汉王朝的粮仓。在《匈奴的谶歌》中，张承志认为河西走廊经历了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城市文明的发展过程，然而没有人能料到两千年前令人羡慕的游牧文明和灌溉文明在进入现代以后的发展，遭遇了与自然为敌的死症，昔日农耕文明的民勤县需要地下水管输水苟活，城市化的发展迫使昔日富饶的河西走廊陷入了绝路，因此他断定现代化对河西走廊是一场灾难，“若能把城市比成瘟疫，那么在河西走廊里，城市正在肆虐”[24]。张承志认为河西走廊陷入绝境既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的结果，也是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冲突的结果。在《匈奴的谶歌》中，“美丽的牧歌”似乎是一个远古童话，张承志对牧歌图景怀有无限的憧憬，但是现代化的发展又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感伤。总体来说，在“美丽的牧歌”话语中，张承志以草原牧歌和新疆牧歌为载体，把批判城市化和反抗西方世界统一起来，以实现他对现代化的总体反思。
    二 “穷苦的绝境”与生存之智慧
    张承志描绘了“美丽的牧歌”，但美丽的风景往往是瞬间的、短暂的，而且美丽似乎与穷苦始终相伴相随，因此张承志又描绘了“穷苦的绝境”。在《北庄的雪景》中，张承志指出，北庄位于黄土高原的奥深腹地，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北庄原本是西北贫瘠荒凉的山沟庄子，“它外壳温和，貌不惊人，极尽平庸贫瘠之相，掩藏着腹地惊心动魄的深沟裂隙、悬崖巨谷”，“这里拥有着一切可能的苦难与烈性，然而悄然静寂的风景”[25]。张承志崇拜穷苦的风景，赞美穷苦的风景，他赞美物质的贫乏，崇拜精神的高贵，他认为精神可以战胜物质的贫乏与苦难，其实质是一种崇拜苦难的生存哲学。2000年7月，张承志再次客访北庄，北庄风景依然如此，“四顾荒山如海，远近一派寂静”[26]。然而，张承志仍然被北庄的穷苦风景所震惊，他在千万座疤伤累累的苦焦大山中看到了层层青枝绿叶，他看到了神奇的碧绿展现了生命的活力，张承志发出感慨：“怎么愈是穷苦的绝境，愈有这么旺盛的活力？”[27]这句话表现了张承志对现实生存环境的看法，“穷苦的绝境”是他对自然条件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概括，“旺盛的活力”是他对西北高原穷人的生命精神的礼赞，“穷苦的绝境”和“旺盛的活力”是一组矛盾体，共同揭示了西北高原穷人的生存智慧。西北黄土高原曾经是革命根据地，曾经象征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也是斯诺《西行漫记》和威尔斯《续西行漫记》描写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的西北高原不仅土地贫瘠、干旱肆虐，而且人口稀少、战火纷飞，比如斯诺夫人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就认为陕北老百姓在中国算是最落后的，西北高原不仅山谷贫瘠，四周“一片荒芜残寂”，而且沙漠还在不断内移，“日渐处于干旱的肆虐之下”，最终她认定西北高原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28]。又如胡愈之在《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中也认为西北高原是“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地区[29]。虽然张承志与斯诺夫妇相隔了半个世纪，但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彻底改变西北高原的自然状况，恶劣程度甚至更甚，情况有可能更为严峻了；张承志和斯诺夫妇一样，都对这块“穷苦的绝境”产生了浓厚兴趣，都寄托了革命精神和理想主义激情。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贫瘠的土地是西北高原穷人生存的环境，张承志在《黄泥小屋》《北方的河》《三岔戈壁》《庞然背影》等作品中，张承志都描绘了西北高原残酷的自然条件。在《黄泥小屋》中，小说开篇描绘寒冬三月的西北高原，土地贫瘠、沟壑纵横、狂风扫荡、黄砂漫地，冬天的暴风冰雪对每个浪游西北的人都是一场灾难，人的脸上冻起脓泡，颧骨结上硬痂，无论多么坚强的人，都会饱受其苦。夏天的西北高原不会改变荒凉贫瘠的本相，它对人类仍是巨大的考验，张承志在结尾写道：“贫瘠的、雄壮的黄土砂石，荒凉的、旱渴的高低山岗，一霎之间突然现出了自己裸露的本相。两侧条条山脊上密密织着的无数羊肠小径转眼间变成了白色，像一团团揉在一起的线；近处粗粝的峭岩拂去了雾气，亮出了半埋着的浓红身躯。没有流霞，没有五彩，没有日出，连绵的秃峰裸岭只是在透明的晨曦中颤抖了一下，就睁开了渴裂的眼睛。岩缝间还残留着条条黑暗，襟麓上已经铺展开一片黄土，这遮盖着五省六十州的穷苦大山已经默默地准备好承受一天的烤晒。”[30]这是一处严酷的风景，它再现了西北高原的恶劣状况，甚至可以说它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张承志在小说中描绘了西北高原残酷的生存环境，也描写了西北高原穷人生活的沉重，他们怀着粗重的喘息，迈着无休无止的步伐，踏出一片数不清的惆怅。张承志详细描绘了西北高原穷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出门不是要穿过一些干涸的深沟，就是要爬过一些焦旱的野岭，赤裸的大脚暴晒在毒辣的太阳下，或者是凛冽的溪水中，或者是粗硬的砂石上，磨出厚厚的茧子甲。这种艰难的人生之路迫使他们面对山崖或坡谷高唱，“哎哟哟——阿哥们出门的孽障大 尕妹妹在家的苦大”[31]，回荡在高原的声音，唱出了西北高原的沉重和疲惫，唱出了西北大山的孤苦与不平。在《回民的黄土高原》中，张承志指出黄土高原土地干旱荒瘠、缺乏植被、水土流失严重，他以“可怕的自然环境”来指称这片土地[32]。此外，张承志在《黄泥小屋》《九座宫殿》《三岔戈壁》等小说中描绘了房屋和村落图景，房屋是人类的生存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状况和生活水平的表现。在《黄泥小屋》中，黄泥小屋低矮破旧、被烟火熏得发黑，但是西北高原穷人仍然需要它躲风避雨，需要它给劳累的人以休息，给浪远的人以住宿，因此只要看见黄泥小屋，无论它怎么破旧，西北高原穷人都会把它当作避风港。在《九座宫殿》中，张承志描绘了沙漠中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孤村位于红胶土地上，四野空荡、一望都是无人的荒滩，这个僻静的村庄甚至从来不见外人来访。在《三岔戈壁》中，张承志把村庄和房屋进行了整体描绘：
    这样的小村庄，其实只是个居民点。
    几间快坍塌的土坯筑的小屋，在斜阳下孤零零地蹲在戈壁滩中央。漫漫茫茫的戈壁滩流泻般涌过它们淡黄色的土墙，仿佛不屑理睬这些渺小肮脏的东西似的。也许在那会儿，在人还是虫子的时候，这儿有两条比长江黄河还凶还宽的大河吧。那还差不多；这两条戈壁宽得简直就是两条石头河，要不是以前有过两条那么猖狂的河，能有这样的河床么。有一条密布着皱纹般的干沟的山脊，像条怪石嶙峋的大鱼脊背一样插在两大片戈壁之间，赤裸的铜褐色的岩石都烤得开裂了。在鱼脊背两侧，边际迷漾的一片铁色平坦地铺展着，空旷又死寂。
    也许小村庄已经和河流一块化成了戈壁。那几间小房子疏疏落落地静静卧着，没有一丝生息。日复一日的时间就那么悄无声响地一刻刻滑过它的粗砂碌落的土坯墙。[33]
    这是一处死寂的风景，无论是村庄，还是房屋都是死气沉沉、几乎没有生命气息。张承志在这段风景话语中把西北高原穷人生存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统一起来，并以“空旷又死寂”概括了这段风景的总体特征。
    面对西北高原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斯诺曾经认为：“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34。斯诺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所震惊，他从中国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正是从这种革命精神和革命信仰出发，斯诺把西北高原想象成“奇美的世界”。张承志曾经仔细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并且多次想象斯诺在西北高原的生活，他重走斯诺曾经走过的道路，重住斯诺曾经住过的房间，他还为《西行漫记》对农村和农民的描写进行辩护。张承志写道：“前几年在锁家岔的苦焦大山上，已经远远眺望过预旺堡。我想象着斯诺‘越过平原眺望蒙古’的样子，想象着‘在预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军号。这堡垒城的一角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头的黄色锤子镰刀在风中隐现’。”[35]张承志不仅仔细阅读《西行漫记》，而且强调“还是要到现场，对照景物，句句体味”[36]，在走遍西北高原以后，“我读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滋味分寸”[37]。张承志使用书名从《西行漫记》到《红星照耀中国》的转变，体现了革命精神在他思想中的强化，可以说，张承志已经把斯诺看作是革命道路上的精神导师。张承志对《西行漫记》的重视与他的革命理想主义是息息相关的，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主义使张承志在“穷苦的绝境”中看到了“旺盛的活力”。
    “穷苦的绝境”蕴含了张承志对西北高原穷人生存智慧的思考。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指出，“寸草不生的地方，人类生活如何维持？这是个谜”[38]。从斯诺到威尔斯再到张承志，他们描绘西北高原的风景，可以说他们都试图揭开西北高原穷人“如何生活”这个谜底。《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都描绘了西北高原风景，风景展示的是一种高贵的精神，斯诺在中译本序中指出，《西行漫记》展示了“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39]。这些精神是西北高原穷人战胜“穷苦的绝境”的关键因素，威尔斯认为炎黄子孙的精神和原始共产主义是高原穷人战胜困难的重要武器，高原穷人面对困难始终怀有高昂的情绪和乐观的精神。张承志在“穷苦的绝境”中也表现了斯诺和威尔斯所说的精神，他强调“穷苦的绝境”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在《金牧场》中，张承志认为陕北高原是一块破碎的陆地，陇“更是一个暗含肃杀的可怕名字”，但是他在西北高原这块“穷苦的绝境”中看到了“前方的贫瘠中闪烁着高贵，枯焦的黄土中埋藏着瑰宝”[40]。又如在小说《大坂》中，大坂原是指翻越山脉的最高山口，是道路的顶点，小说主人公为了赶回家救妻儿而不得不翻越大坂，但大自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他开始强烈地仇恨凶险的大山、高踞在上的大坂和欺凌人类的大自然，但当他到达大坂的顶端时，他又被大坂“雄壮的景观”和“神奇的色彩”所震惊，他认为“这荒凉恐怖的莽苍大山陡添了一分难测的情感”、“想不到这大坂、这山脉、这自然和世界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他”[41]，他霎时间平静了。“穷苦的绝境”不仅表现了张承志对西北高原穷人恶劣生存环境的理解，也表现了他对西北高原穷人生存智慧的赞扬。在张承志看来，“穷苦的绝境”一方面是大自然艰苦严酷力量的集中体现，它给西北高原穷人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和危害，但另一方面“穷苦的绝境”又是西北高原穷人“旺盛的活力”的体现，又可能蕴含了丰富的能量和高贵的精神。西北高原穷人面对“穷苦的绝境”不仅毫无畏惧感，而且总是怀有一种昂扬的情绪、乐观的态度、坚忍的性格、不屈的精神。比如张承志在《卡拉•戈壁》中的开篇就把卡拉•戈壁描绘成寂寞的荒原和穷苦的绝境，但小说主人公不仅长期生活在卡拉•戈壁，而且死后也葬在卡拉•戈壁的深处，他用自己的心灵，也用自己的生命坚守卡拉•戈壁，卡拉•戈壁养育了他们的血统，“它再险恶，再荒凉，再孤独，在我看来也是美不胜收”[42]。无论卡拉•戈壁条件多么恶劣，他们从不逃避，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灵魂和生命进行坚守，表现了一种坚忍不屈的、与大自然顽强搏斗的精神。又如《大坂》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是抗争精神的典型代表，主人公以顽强的毅力忍受了大山、大坂和大自然的不断欺凌，身陷逆境反而激发了他的抗争勇气和征服精神，小说写他使劲地咬自己那些背叛的牙齿，他难以压抑自己心中那股野兽般的、想蹂躏冰雪大山的冲动，他想驰骋、纵火焚烧、踏平这海洋般的山峦。这种征服精神使他找到了人生的快乐和追求，由此他把大坂看作是人生的真正战场，“这里才是个够味儿的战场，才是个能揭露虚伪的、严酷的竞争之地”[43]。由“穷苦的绝境”到“严酷的竞争之地”的转变，是人生的自我超越，是人生境界的提升，是生存智慧的升华，张承志的《黄泥小屋》《三岔戈壁》等小说也都表现了这种精神境界的转变。
    探索生存智慧一直是张承志作品的重要主题，无论是“美丽的牧歌”，还是“穷苦的绝境”都蕴含了他对生存智慧的思考。在“美丽的牧歌”中，张承志把小说的主人公也塑造成具有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勇于抗争的精神的人物，比如《骑手为什么唱歌母亲》中的额吉。张承志认为大自然造就了人类的生存法则，“美丽的牧歌”和“穷苦的绝境”就是生存法则的直观形式，而人类必须遵循大自然设定的生存法则，正如他在《夏台之恋》中强调：“它的形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生存的准则。”[44]张承志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身陷苦难、身陷绝境，但都以坚忍的性格和抗争的精神不仅适应了大自然设定的生存法则，而且还以“旺盛的活力”实现了人生的自我超越。张承志认为只有“穷苦的绝境”才能锻炼人的身体、磨练人的意志，只有经历了苦难才能超越苦难，只有经历了痛苦才能超越自我，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心灵史》中的主人公都是具有顽强毅力和坚忍性格的人物，这就是张承志所说的“经过痛苦的美可以找到高尚的心灵”[45]，这也是西北高原穷人经历漫长历史而形成的生存智慧。总体来说，理想主义精神追求使张承志在“穷苦的绝境”中看到了“旺盛的活力”，也看到了西北高原穷人高贵的生存智慧。
    三 “神圣的风景”与超越之精神
    如果说“美丽的牧歌”和“穷苦的绝境”是张承志对世俗生活的表现，那么“神圣的风景”则体现了他试图超越世俗生活而作出的尝试。“神圣的风景”是米切尔提出的概念，米切尔认为人类包含一种对“神圣的风景”的想象与描绘，他说：“神圣的风景，就是这个词让人想起了天堂，想起那流着奶与蜜之地，赐福之岛，应许之地，极乐净土。”[46]从米切尔的解释可以看出，“神圣的风景”不仅是人类的现实需要，也是人类的终极追求。1990年，张承志在《心灵史》中讲述了自己空间观念转变的原因，强调空间观念影响了他的风景描绘。张承志认为西北高原穷人非常热爱自己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即使这些地方自然条件恶劣，他们也会把人世的绝境看作是神圣化的精神净土。在张承志看来，“神圣的风景”是“场所净化”的主观精神的产物。所谓“场所净化”，是指西北高原穷人在人世的绝境中不断营造精神的净土，他们不断追求神圣的环境，他们认为空间是不均匀的，他们可以把荒山绝境看作是神圣的风景，他们无比信任自己居住的土地，无比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无论是荒芜贫瘠、风景凄厉的茫茫大西北，还是位于黄土高原腹心的一个个几近绝境的小村，在张承志笔下都成为一个个“全新的地域”，成为一处处“神圣的风景”。
    张承志在作品中描绘了“九座宫殿”“真境花园”和“神奇地带”等“神圣的风景”，不仅表达了超越世俗生活的理想，也表达了批判、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1985年1月，张承志创作了《九座宫殿》，他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名叫“九座宫殿”的地方，“九座宫殿”原本是一个远古传说，然而，张承志把这个名叫“九座宫殿”的地方描绘成为一处绿茵茵的净土、一片干净的乐土，绿草滩上一字排着九座蓝琉璃镶碧玉的宫殿。张承志简单勾画了“九座宫殿”的景象，着重讲述了主人公对“九座宫殿”的执着追求。小说中的人物年复一年地看着茫茫漫漫的白沙漠，坚守着干旱贫瘠的红胶土，因为他们的先祖为了寻找“九座宫殿”就在这片红胶土地上停下来繁衍生息，他们永远都没忘记寻找九座宫殿，他们永远坚守这块离“九座宫殿”最近的红胶土地。在小说中，“九座宫殿”成为彼岸世界的象征，因此可以说是一处“神圣的风景”。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提到了“真境花园”，该词语原出自13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著作《蔷薇园》（又译为《真境花园》），其原名为波斯语“古洛司汤”，该著作被誉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47]，大约在六百年前传入中国。诗人萨迪描绘了一处美丽的花园，“在那花园里溪水的流声潺潺,枝头鸟儿的歌声悠扬婉转；各样的水果和各色的香花，使人眼目应接不暇。微风在那绿树的阴影下面，把落花铺成了一张艳丽的地毯。”[48]可以看出，诗人把“真境花园”描绘成一个风景优美、生活闲适的处所，“真境花园”是诗人构造的一个理想世界，也就是诗人所说的要“把这花木繁茂的花园仿照天堂”[49]。这意味着《蔷薇园》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美好家园的热爱，还表达了诗人对清高美境和天堂乐园的追求。张承志继承并发扬了诗人萨迪的理想，他在《心灵史》中提到西北高原穷人把自己居住的土地称之为“真境花园”。一般看来，张承志通过“九座宫殿”和“真境花园”建构了一个超越世俗生活的理想世界，而他在《金牧场》中又以“神奇地带”表达了对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反叛。1987年2月，张承志完成了对《金牧场》的修改，他在小说中把亚洲东部的大陆称之为“神奇地带”，他认为“莽莽绵延的大陆，稳稳压住了世界重心的大陆，孕养文明改换风流的大陆，它正屏息凝神地望着你。雄浑浩大的它正注视着你”[50]。张承志认为这片大陆不仅具有雄浑浩大的风景，而且还具有神奇奥妙的奇异力量，它能给西北高原穷人带来神交般的启示，使人们养成信仰土地、信仰这片大陆的习惯，并使人们主动承担热爱自然、热爱这片大陆、热爱祖国的神圣责任。
    张承志在“神圣的风景”中以“神性”和“神秘感”表达了反思科学和批判理性的观点。张承志认为西北高原具有“神性”特征，并且使人容易产生“异常的灵感”，比如他在《心灵史》中写道：“尤其是以陇山为中心的地区，风土呈着极度哀伤和恐怖的面相。在那种荒野山间走着，人心被恐怖和敬畏的感觉所笼罩，一丝异常的灵感渐渐出现。”“这里已经丧失了俗世经济文化的起码生机，所以慈悯的造物主才把彼世的神性优先降于此地。”[51]在这些风景话语中，张承志指出西北高原风景符合“神圣的对象”的所有条件，它不仅是一个如神的对象，而且是一片让人们必须作出严肃庄重反应的神圣的风土。张承志在《心灵史》《黄泥小屋》《大坂》《三岔戈壁》等作品中多次强调西北高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但是当地穷人长期顽强地生存在西北高原，张承志相信西北高原穷人的生活环境是穷人们必须面对的，但即使这里条件恶劣，西北高原穷人也无所畏惧，也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张承志强调西北高原地区是当地穷人心目中的“神圣的风景”。一般看来，神性与科学相互对立，张承志强调在神性降临的地带没有科学的立足之地，他在《回民的黄土高原》中指出：“科学在奇迹面前几乎变成了无稽之谈。”[52]张承志认为“神秘感”是西北高原穷人的一种独特的认识习惯，他指出西北高原穷人“只相信神秘感，只相信自己的想象力和直觉，只相信异变、怪诞和超常事物，只相信俗世芸芸众生不相信的灵性，只相信克拉麦提（奇迹）”[53]。“神秘”是人类文化中广泛讨论的重要概念，从夏多布里昂到罗素都讨论了“神秘”在人类文化中的内涵及其价值，英国哲学家托兰德着重考察了“神秘”概念的含义，认为它包含两种意思：“第一，它指明某物虽然就其自身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深为形象的词汇、样式和礼仪所掩盖，以致理性无法透过帷幕见到在其掩盖下的东西，除非将帷幕揭开。第二，它用来表明某物就其本性而言是不可能设想的，而且不能用我们通常的能力和观念加以判断，即使它被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来。”[54]可以看出，张承志提到的“神秘感”是托兰德所说的第一种意思，西北高原穷人认为故土是神秘的，通过想象力和直觉，神秘的故土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它的内在因素也是可以被揭示的，这种神秘感使西北高原穷人对故土产生了至死不渝的感情，这种神秘感也使理性和科学在西北高原穷人那里没有任何作用。此外，张承志还描绘了一些“不可能设想的”、无法判断的“神秘气氛”，《黄泥小屋》中的月亮山深沉莽大、茫茫无际，显示出无尽的神秘色彩，张承志在作品中指出愈是见多识广的人就愈会弄不明白神奇的月亮山。《北方的河》也被神秘气氛笼罩，小说主人公探访北方大河的秘密，但每次探访都让他震惊不已，大河神奇的力量、神秘的面目都让他不断产生神圣的豪情。《金牧场》可以说是神秘诗学的重要代表，小说无论是对生命的描述，还是对大自然的描绘，都张扬了一种神秘力量，他认为生命是宇宙间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我崇拜高尚的生命的秘密，我崇拜这生命在降生、成长、战斗、伤残、牺牲时迸溅出的钢花焰火”[55]。张承志描绘了莽莽苍苍无涯无际的大陆，勾画了神奇、雄伟的秘境般的天山，“在那一派静默中有一个声音在徘徊低巡，那就是我们的大陆在向我们送来它的启示。”[56]在张承志看来，神秘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神秘感可以使人激情在胸、壮怀不已，神秘感又可以使生命和自然更加美丽、更加伟大。无论是神性还是神秘感，其实都是与科学和理性相互对立的，都是科学和理性无法解释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张承志在“神圣的风景”中蕴含了反思科学和批判理性的观点。然而，科学和理性则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神圣的风景”是张承志反思现代性的重要载体。
    张承志倡导一种超越精神，因为西北高原环境恶劣，所以西北高原穷人发挥超越精神在自己的意识中创造了一种理想性世界，比如“九座宫殿”和“真境花园”都可以说是西北高原穷人建构的理想世界。“超越精神”是指人类“在自己的‘意识世界’中为自己创造无限广阔、无限丰富、无限发展的‘世界’，给自己构成理想性的、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57]。超越精神使人类具有区别于自然的本质特征，也使人类成为一种超越性存在。超越精神是“神圣的风景”产生的重要原因，张承志的“神奇地带”和斯诺的“奇美的世界”也都具有超现实主义特征，它们也可以说是超越精神的产物。张承志不仅强调了超越精神在西北高原穷人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超越精神在现代知识分子中的重要价值。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型，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突如其来的时代变迁，一时茫然无措，张承志认为超越精神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张承志无法忍受知识分子自我的精神失落，因此他通过“神圣的风景”试图建构理想性世界，表达他对人类理想的终极追求，并尖锐且不无极端地抨击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理想、失去了自我。张承志在《离别西海固》中说：“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58]张承志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他主动远离了文人集团，坚持不懈地追求理想主义。在张承志看来，时代变迁不可避免，知识分子的思想分歧已无法回避，因此他选择超越世俗生活，并以理想主义来坚持自我的追求。因此，张承志建构了一处处“神圣的风景”，他真诚希望“神圣的风景”能够成为拯救知识分子精神失落的家园。然而，张承志所追求的理想主义并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主潮中的理想主义，他在《走进大西北之前》中写道：“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59]从张承志的自身经历和思想历程来看，在20世纪末期被世界冷落而又被他热爱的东西其实就是“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张承志批判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批判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失去，批判他们臣服于现代化和全球化，批判他们屈服于西方国家一直标榜的科学和理性，在《夏台之恋》中，张承志就明确指出，“他们有一种敏感，他们不得罪今后‘国际化’以后恐怕越来越重要的外国朋友，也不触犯快要成为世道的丑恶”[60]。从这个意义来说，张承志的超越精神，暗寓张承志试图对现代性作出一种反思的努力。]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编号：2015M580904）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颜水生，1980年生，湖南衡阳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出版专著《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现代中国文学的叙事诗学》，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获贵州文艺奖1项。
    注释：
    _________________
    [1]]2][51][53][59]张承志：《心灵史》，第301页，第301页，第22页，第22页，第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22]安德鲁斯：《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第11页，第6页，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4][7][8]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老桥•奔驰的女神》，第112页，第122-123页，第12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下同。
    [5]张承志：《黑骏马》，《老桥•奔驰的女神》，第46页。
    [6]张承志：《草原小说集自序》，《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第34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下同。
    [9][13][14]张承志：《刻在心上的名字》，《老桥•奔驰的女神》，第267页，第272页，第291页。
    [10][11]张承志：《红军渡》，《聋子的耳朵》，第94页，第9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下同。
    [12]张承志：《四十年的卢沟桥》，《聋子的耳朵》，第102页。
    [15]张承志：《青草》，《老桥•奔驰的女神》，第135页。
    [16][20][44][60]张承志：《夏台之恋》，《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第235页，第238页，第242页，第236页。
    [17][18][19]张承志：《美丽瞬间》，《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第232页，第234-235页，第2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下同。
    [21]沙玛：《风景与记忆》，第616页，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23][40][50][55][56]张承志：《金牧场》，第429页，第79页，第173页，第5-7页，第4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24]张承志：《匈奴的谶歌》，《一册山河•谁是胜者》，第19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下同。
    [25]张承志：《北庄的雪景》，《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第127页。
    [26][27]张承志：《祝福北庄》，《一册山河•谁是胜者》，第108页，第108页。
    [28][38]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第57-60页，第60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9]胡愈之：《中文重译本序》，《西行漫记》，第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0][31]张承志：《黄泥小屋》，《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第312页，第310页。
    [32][52]张承志：《回民的黄土高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第202页，第204页。
    [33]张承志：《三岔戈壁》，《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第158页。
    [34]斯诺：《西行漫记》，第22-23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5][36][37]张承志：《斯诺的预旺堡》，《一册山河•谁是胜者》，第237页，第245页，第245页。
    [39]斯诺：《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西行漫记》，第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41][43][45]张承志：《大坂》，《老桥•奔驰的女神》，第256页，第255页，第257页。
    [42]张承志：《卡拉•戈壁》，《老桥•奔驰的女神》，第366页。
    [46]米切尔：《神圣的风景：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国荒野》，《风景与权力》，第284-285页，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47][48][49]萨迪：《作者序》，《蔷薇园》，第1页，第16页，第23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54]托兰德：《基督教并不神秘》，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7]孙正聿：《作者序——人无法忍受》，《超越意识》，第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8]张承志：《离别西海固》，《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第211页。